汉天子荣三年，夏四月。
草原已经彻底从冰封中复苏。
经过大半个冬天的战斗，高阙，已经彻底安定了下来。
高阙外的匈奴反攻大军，也已经变成不足两万人的防备力量。
防备什么？
自然是防备高阙内的汉军，组织高阙汉军北出，‘祸乱’幕南。
就像是早些年，汉家在作为汉匈前线，河套-北地接壤处的朝那塞重兵驻防，防止河套地区的匈奴人侵略北地一样。
如今的高阙，也成了匈奴人需要防备的关键。
而在高阙以南的河套——在汉家入住河套之后，长安朝堂中央对河套补足进行的第一场大规模、大力度改革工作，也终于随着夏四月的到来，儿拉开帷幕。
——河套各部头人，齐聚于朔方郡治：博望城。
朔方郡太守程不识，也已经在高阙战事尘埃落定后，回到了大河南岸的博望城。
看着博望城外，三两汇聚在一起，交头接耳的河套各部头人，程不识的脸上，也随之绽放出一抹灿烂的笑容。
在得到河套之后，汉家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进行大刀阔斧的安置、改编。
而是按照长安天子荣的授意，以‘维稳’为第一要素，尽可能保留了原先的秩序。
河套各部，在匈奴人统治河套时期如何，在汉家掌握河套之后，也仍旧维持原样。
该游牧游牧，该迁徙迁徙。
唯一不同的，便是河套各部的迁徙游牧，不再是完全自由——想啥时候走就啥时候走，想去哪就去哪。
而是变成了：出发前，要向当地‘县衙’打报告，并上报郡太守。
等郡太守下达‘准许迁徙’的指令，得到允许的河套补足，才可以启程迁徙，开始于河套地区游牧。
且不同于过去，出发之后想去哪去哪，想怎么改变计划就怎么改变计划——如今，由汉室所掌控的河套地区，游牧部族的游牧迁徙路线，是需要在出发前便定下的。
不单路线要定下，就连时间节点也要定下。
比如，某个河套南部的部族，在开春时节举部族出发前，需要明明白白的做汇报：接下来，部族要往北走到哪里，停留多长时间，然后折道向西，再在哪里停留多长时间……
就这么一路走，等到了季夏，又沿那条路线踏上返程，一路上在哪里停几天，大约什么时候返回出发点。
等于说是河套地区的秩序，并没有因为河套易主而改变，只是在汉家的掌控下，秩序更为严格，更趋于‘可控’而已。
既然是更‘可控’的秩序，那各部族之间，关于水源地、草场，以及私人恩怨的互相争斗，自然也是全面禁止。
标准则按照汉律中，关于两个乡村之间的群体械斗为准——该下狱下狱，该治罪治罪。
不得不说，河套地区，无疑是整个草原上，最适合施行，甚至是照搬硬套汉家的法律制度的地方。
因为河套地区水源丰富，草场肥美，各部组之间的利益冲突并不尖锐。
在草原其他地区——尤其是贫瘠的漠北，两个部族之间的关系，很可能是：必须抢夺这仅有的一块草场。
谁抢到，谁今年就能生存，谁没抢到，谁今年就得饿死！
如此尖锐的生存矛盾，这两个部族之间，自然是打生打死，恨不能打出狗脑子。
但在河套地区，部族和部族之间的生存矛盾，却远没有如此尖锐。
两个部族之间的情况，大概率是：这里有两个草场，一个好一些，一个差一些。
如果能抢到好一些的这块，那今年就能过的踏实点。
没抢到好的这块，那差的这块也勉强凑合，不至于饿死牛羊牧处。
矛盾不尖锐，对秩序的接受度自然就更高。
甚至可以说，有相当一部分河套部族，早就希望河套地区，能有一套像样点的秩序，来维持各部族之间的和平稳定了。
——明明大家都能分到草场，结果就为了抢到更好的那一块，打生打死？
何必呢？
还不如早早定下来，哪个部族拥有哪块草场，然后彼此互不侵犯。
和谐稳定，永远是发展的前提。
无论是农耕文明还是游牧文明，都会在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下，得到显著的发展。
反之，也都会被动荡的社会秩序，而影响生产活动，进而影响发展。
草原上，是信奉丛林法则没错。
但只要是人类，就没有不喜欢安定、不喜欢安稳的社会秩序，不希望生活在安定祥和的秩序之中的。
河套各部，自然也不例外。
而在过去这一年，河套各部一边在汉家的掌控下，继续过着一如往常的游牧生活，一边心里也都在打嘀咕。
——无论河套还是哪里，比如河西、幕南等地，作为统治者的匈奴单于庭，都与各部族之间维持着朝贡关系。
对于各部族的自由游牧，以及部族之间的争斗，单于庭原则上不加干涉。
而在单于庭需要时，各部族需要响应号召，排除部族内部的青壮战力，听令于单于庭。
此外，每年的固定时间——比如每年五月的蹛林大会，各部族还要按照各自的牛羊牧畜基数及人口基数，向单于庭上贡。
贡品包括但不限于：良马，种牛，羊羔，乃至于勇士、美女。
如果在驰掠汉地的过程中，得了什么稀罕物件，也多半要主动交出去，以免‘怀璧其罪’。
所以，游牧部族几乎都有这样一个本能概念：单于庭对各部族的统治，是有条件的。
单于庭为各部族提供‘庇护’，而各部族则需要向单于庭上贡，并在必要时献出自己的武装力量，以供单于庭驱使。
过去，在匈奴单于庭统治下的河套各部，便都是这么过来了。
而去年，河套为汉人所夺，河套各部自然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当即滑跪臣服。
当时，河套各部心里还多半在想：汉人偷袭河套，那就暂时低头臣服，生存下来再说吧。
等将来，单于庭重归河套，再帮助单于庭把汉人赶出去便是。
后来，随着时间推移，时间一天天归去，单于庭非但没有回到河套，反而还说是去了西方？
大约意识到河套地区，短时间内不会回到匈奴单于庭的掌控，河套各部又在想：行吧。
臣服谁不是臣服呢？
过去，向单于庭上贡、给军队，往后，就给汉人上贡、把军队给汉人用就是了。
有了这一层‘奉献’精神，河套各部也就心安理得的，享受起了河套地区的朔方、五原二郡，为河套各部提供的庇护。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整年时间过去，原本还心安理得的河套各部，却开始愈发不安了。
诶？
不是。
汉人，咋还不命令我上贡啊？
就算汉人没有五月蹛林大会的说法，但一年当中，也总有某个重大的日子啊？
不上贡就算了——怎么打仗都不喊我派军队帮忙？
在草原，是不存在‘无偿帮忙’这一概念的。
草原信奉的法则，永远都是：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哪怕是一个牧奴，得到主人莫名奇妙，没有缘由的温柔对待，都会心里犯嘀咕：我这是犯啥错误了？
这是要被主人卖了，还是要把我拿去祭天？
一样的道理——汉家对河套地区的统治，居然不以上贡，以及军事调动权为联系、纽带，河套各部自也都生出了一种‘无功不受禄’似的不安。
游牧民族不相信世界上，有谁会无缘无故对另一个人好。
在游牧民族的价值体系中，任何东西，都是有价格的。
小到一头牛、一只羊，亦或是一把弓、一把剑。
大到一片草场、一条水流，乃至于大部族对部族的庇护、单于庭对草原各部的统治，都是需要‘等价交换’的。
汉人统治着河套地区，对河套各部而言，就已经是尽到了保护义务，甚至还进一步构建了新的秩序。
这在游牧之民看来，就是汉人已经给了河套各部好处。
接下来，就应该向河套各部，索取好处。
比如牛羊啊，战马啊；
又或是让各部召集军队，帮忙打某个地方——最少也是巡逻、维护治安之类。
但汉人并没有这么做。
一整年时间过去，汉人一没有让河套各部上贡，二没有让河套各部派军队。
甚至就连牛羊马匹，都是由那个名为‘汉少府’，据说比魔鬼还可怕的神秘部门，用粮食、布匹来交换，而不是直接伸手要！
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河套各部愈发不安，愈发怀疑汉人对河套‘另有图谋’。
虽然想不通这图谋究竟是啥，但总觉得不会是什么好事。
直到过去这个冬天，汉人夺取高阙的消息传遍河套，各部头人心中的不安情绪，终于到达了顶峰。
——这么一场艰难的战争，汉人，居然没有从河套各部抽调兵马！
过去这一年，汉人没抽调兵马于河套，还能勉强说是不需要。
而高阙之战，汉人同样没有从河套各部抽调兵马，这可就是**裸的不信任了。
一时间，河套各部人人自危，头人们惴惴不安，宛如热锅上的蚂蚁。
咋办！
该怎么让汉人，看到咱们的作用？
该怎么让汉人明白：河套各部，也是有作用的，也是能为汉人带来好处的？
直到夏四月，得到朔方太守，汉家数一数二的将军：程不识的征召，各部头人这才长呼一口气，而后整点行囊，来到了博望城外。
在草原上，这其实是常态。
上位者对下位者的无条件示好，只会引发下位者的不安。
得到上位者的无偿示好，下位者只会怀疑：上位者有更大的图谋。
而在无偿的示好过后，上位者终于要提条件、伸手要好处了，下位者自也就安下心来了。
——要好处就行。
伸手要好处，就说明下位者手上，有值得上位者伸手要的好处、下位者就有价值。
有价值，就值得上位者庇护。
就像是一头牛。
只要牧民愿意从这头牛身上挤奶，愿意让这头牛挽犁耕地，那这头牛就根本不用慌，心安理得的吃下牧民提供的草料，然后安心产奶就行。
可若是有一天，牧民不在这头牛身上挤奶了，也不让这头牛挽犁耕地了，那这头牛就要开始不安了。
——坏了！
——勾吧不会是有人，想吃牛肉了吧？
河套各部不知道的是：在过去这一年，汉家对于河套地区的关注度，甚至比对长安城的关注度，都还要高出不止三五个档次。
因为这，是汉室第一次成规模、连土地带人口的，得到一片游牧区，以及当地游牧民族的统治权。
对于汉家而言——尤其是对具有穿越者先见之明的天子刘荣而言，汉家对河套地区的统治，将对汉家未来处理匈奴，乃至所有游牧之民，提供十分关键的经验和参照。
在草原种地，推草还耕，自然是愚不可及。
但放任游牧之民，继续维持愚昧的部落文明，自然也不符合华夏农耕文明的利益。
所以，过去这一年，汉家其实是在观察河套地区，希望借此了解到游牧民族的文明逻辑。
而在搞清楚游牧之民，是在怎样的社会秩序、文明体系下繁衍之后，接下来，自然是要因地制宜，摸索出一套与华夏封建农耕文明相融合，并保留游牧——至少是畜牧特征的新式社会模式。
换而言之，就是要让桀骜不驯的游牧民族，成为自诩为华夏贵胄，却并不以农耕为生，而是仍保留畜牧传统的‘新汉人’。
这事儿只要做成——只要河套地区的各游牧部族，都能成功转化为这种‘新汉人’，那未来，汉家无论是在河西、幕南，还是更为遥远的漠北乃至西域，都将得到一套成熟的民众安置模式。
往后与游牧民族打仗，也不需要再盯着斩首、斩获，而是可以从建设者的角度，将游牧民众看做未来的子民。
且河套地区‘新汉人’的存在，也将在草原上，起到原木立信般的效果。
——毋庸置疑的是，无论是农耕之民，还是游牧、畜牧之民，在文明程度更高的华夏政权统治下，其底层民众生活水平，都必然远高于落后、愚昧的部落制游牧文明。
换而言之：只要汉家摸索出一个模式，让河套地区的游牧之民，在保留以畜牧业为主的生活习惯的前提下，以‘新汉人’的身份，得到远高于过去的生活水平，那接下来，汉家对草原的征服，就必定会畅通无阻，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