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元年（1264年）的冬天，大都城刚下过一场雪，中书省的官吏们正围着炭火盆核对税册，忽然有驿卒披着一身冰碴闯进来，举着一份来自山东的文书大喊："益都（今山东青州）急报！李总管遣使献牛酒，贺陛下定鼎大都！"
官吏们抬头瞥了一眼，没人当回事。这"李总管"名叫李璮（tǎn），是山东的汉军世侯，这些年每年冬春都要送点土特产过来，无非是想提醒朝廷：山东这块地，还是他李家说了算。可谁也没料到，三年后的春天，正是这个天天送礼的李璮，会给刚站稳脚跟的大元王朝，捅出一个天大的窟窿。
要讲李璮之乱，得先说说他的"家族企业"。这李家发家，全靠李璮他爹李全。南宋末年，山东闹红袄军起义，李全带着一群流民拉杆子起事，先投南宋，后降蒙古，凭着一手"谁强跟谁"的本事，愣是把山东半岛的涟水（lián，今江苏涟水）、益都一带变成了自家地盘。蒙古人给他封了个"淮南楚州行省"，允许他世袭兵权、自收赋税——说白了，就是朝廷承认他在山东当"土皇帝"。
李璮从小在军营里长大，跟着老爹学了两样本事：一是打仗够狠，十五岁就能带亲兵冲阵；二是心眼够多，跟蒙古贵族喝酒时能装孙子，转头就敢截留朝廷的粮草。老爹死后，他接过兵权，比李全更精：表面上对蒙古人毕恭毕敬，年年派儿子去上都当人质，暗地里却在益都城外挖深壕、筑高墙，把城墙修得跟铁桶似的，还偷偷跟南宋眉来眼去。
当时的蒙古朝廷，对这些汉族世侯其实早有防备。忽必烈刚继位时，汉臣姚枢就上奏："汉军诸将拥兵据地，如唐末藩镇，久必生乱。"可忽必烈那会儿正忙着跟阿里不哥打仗，手里能用的汉军就那么几支，只能暂时忍着——毕竟，让李璮在山东挡着南宋的北伐军，总比自己派兵驻守省钱。
李璮把朝廷的心思摸得透透的。他知道蒙古人信不过汉人，就故意装出一副"胸无大志"的样子：平时不读兵法读佛经，跟幕僚聊天总说"我这辈子能守着山东的田宅，就够了"；蒙古王爷来视察，他特意带着人家去看自家粮仓，指着满仓的粮食说"这都是给朝廷备的军粮"。有一次，忽必烈派使者去查他的军队人数，他连夜让老弱残兵换上铠甲站队列，自己则在一旁陪使者喝酒，醉醺醺地说："您看我这些兵，也就够看个城门，哪敢跟朝廷叫板？"
可暗地里，这老狐狸没闲着。他趁着蒙古军主力西征、南征的空子，偷偷把涟水的防线往南扩了三十里，又把益都的城堞（dié，城墙上的矮墙）加高了三尺，还私藏了五千副铁甲——按元朝律法，私藏铁甲超过百副就是死罪。更绝的是，他跟南宋的边境守将暗通款曲，每年都要偷偷运一批战马过去，换南宋的丝绸和茶叶，临走前还得说一句："哪天朝廷对我不利，还望南边搭把手。"
至元三年（1266年），忽必烈平定了阿里不哥，开始腾出手收拾汉军世侯。他下了道圣旨："诸路汉军，择其精锐入卫大都。"明着是调兵保卫京城，实则是想把各地军阀的兵权削掉一半。
消息传到益都，李璮正在花园里种牡丹，听到传令兵念完圣旨，手里的锄头"当啷"掉在地上。他知道，这是朝廷要对他动手了。当晚，他把儿子李彦简叫到密室，指着墙上的地图说："咱李家在山东经营了四十年，就像这棵老槐树，根都扎到地底了。朝廷想刨根？没那么容易。"
李彦简年轻，有点慌："爹，蒙古兵那么能打，咱能扛住吗？"
李璮冷笑一声："蒙古人这会儿正忙着打襄阳，北边的骑兵调不过来；江南的宋军虽然菜，但只要咱扯起反旗，他们至少能在淮河那边闹点动静。再说，那些汉军世侯，哪个没被朝廷挤兑过？咱一喊，保不齐有人响应。"
这其实是一场豪赌。李璮算准了元朝的兵力分布，也摸透了其他汉军世侯的不满，可他漏算了一点：那些世侯虽然不满朝廷，但更怕蒙古人的铁骑——谁也不想跟着他当"出头鸟"。
至元五年（1268年）正月，李璮觉得不能再等了。他谎称"南宋兵犯涟水"，召集了益都、济南的军队，突然攻占了济南城。接着，他让人写了篇檄文（声讨敌人的文书），贴遍山东各州府，上面写着："大元窃据中原，屠戮汉民，吾今举兵，复我汉家衣冠！"
这檄文写得挺唬人，可内容实在没说服力——李家祖孙三代，先降金，再降蒙古，现在突然说要"复汉家衣冠"，谁信啊？就连他自己的部将都在嘀咕："咱昨天还在帮蒙古人，今天就成'复汉'的义兵了？"
李璮不管这些，他要的是"先下手为强"。他派快马去南宋送信，说自己愿意"以山东十三州降宋"，求南宋封他个"齐郡王"，再派点援兵。南宋那边犹豫了半天，最后只给了个"保信宁武军节度使"的空名头，援兵？影子都没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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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尴尬的是，他原以为会响应的其他汉军世侯，全都按兵不动。真定（今河北正定）的史天泽把他的使者捆了送大都，东平（今山东东平）的严忠范直接闭城不出。李璮这才发现，自己成了孤家寡人——这场豪赌，他从一开始就押错了注。
忽必烈在大都接到李璮叛乱的消息时，正在跟郭守敬讨论新历法。他把奏报往案上一拍，盯着中书省平章政事史天泽说："史老将军，这李璮是你同乡，你说该怎么办？"
史天泽赶紧跪下："此贼负恩反噬，臣愿领兵讨之！"
忽必烈点点头，当即点了三路大军：一路由史天泽率蒙古军主力，从大都南下；一路由张弘范（后来灭南宋的那位）领汉军，从河南东进；还有一路由阿术（蒙古名将）率骑兵，堵在济南北边，断李璮的退路。三路大军加起来有十万人，而李璮手里的兵，满打满算也就五万。
至元五年三月，史天泽的大军抵达济南城下。李璮原本想趁蒙古军立足未稳冲出去拼一把，可刚打开城门，就被蒙古骑兵的箭雨射了回来。史天泽站在高处看了看济南城，对左右说："这城三面环水，只有北边一条陆路，咱不用打，围上三个月，他自己就得出来投降。"
于是，蒙古军在济南城外挖了三道壕沟，筑起丈高的土墙，把城围得像铁桶。城里的粮食很快就不够了。刚开始，李璮还能让士兵每天吃两顿粗粮；一个月后，粗粮没了，只能煮战马吃；到了五月，战马也吃完了，城里开始出现人吃人的事。有士兵偷偷爬城墙想逃跑，被李璮的亲兵抓住，当场砍了脑袋挂在城门上——这时候的李璮，已经红了眼，像困在笼子里的野兽，见谁都想咬一口。
他派人突围去益都搬救兵，可使者刚跑出济南地界，就被蒙古军的巡逻队抓住了。从使者身上搜出的信里，李璮写着："城中粮尽，若益都援军不至，吾将**以谢天下。"史天泽看完信，笑着对部将说："他哪是想**？是想让益都的人来送死。"
果然，益都的守将见李璮快撑不住了，带着两万兵来救，结果刚走到临淄（今山东淄博），就被张弘范的汉军拦住。两边打了一天，益都兵全军覆没——这些人都是李家的私兵，平时跟着李璮吃香喝辣，真到拼命的时候，没一个能打的。
至元五年七月，济南城的西门突然打开，一群百姓举着白旗走出来，跪在蒙古军阵前哭喊："将军饶命！李璮把城里的粮食全抢光了，我们快饿死了！"
史天泽知道，总攻的时机到了。他下令："抛石机准备，轰开北门！"
随着一阵巨响，济南北门的城楼塌了半边。蒙古军像潮水一样涌进城，李璮带着残兵在巷子里死战，身上被砍了三刀，终于被活捉。史天泽亲自审问他，见他浑身是血还梗着脖子，忍不住骂道："你爹受蒙古厚恩，你却反叛，就不怕遭报应？"
李璮吐了口血沫，笑道："我李家在山东四十年，老百姓认的是我李家，不是你们蒙古人！"
史天泽懒得跟他废话，让人把他押下去。当晚，李璮趁看守不注意，用身上的铁链勒断了脖子。
叛乱平定后，史天泽把李璮的人头装在木匣里，快马送回大都。忽必烈看着那颗血淋淋的脑袋，半天没说话。第二天早朝，他把脑袋传示百官，冷冷地说："诸卿都看看，这就是拥兵自重的下场。"
李璮之乱虽然只闹了五个月，却像一块巨石砸进元朝的朝堂，溅起的水花改变了大元的治国规矩。
最直接的变化，是汉军世侯的兵权被彻底收了。忽必烈下旨："汉军诸将，子弟不得世袭兵权；各州达鲁花赤（监临官），须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也就是说，汉族军阀再也不能把地盘当"家产"传给儿子，地方官的一把手，必须是蒙古人或西域人——这道圣旨，直接断了汉军世侯"代代相传"的念想。
更重要的是，忽必烈开始改革军制。他把原来分散在各地的汉军，整编为"侍卫亲军"，驻扎在大都周围，由枢密院直接管辖；又从蒙古各部抽调精锐，组成"蒙古军都万户府"，专门镇守边疆。简单说就是：兵权必须握在朝廷手里，谁也不能再当"土皇帝"。
朝堂上的汉臣和色目臣，也因为这场叛乱吵翻了天。色目大臣阿合马趁机上奏："汉人不可信！李璮就是例子，以后朝廷要职，得让咱色目人多担着。"汉臣许衡反驳："李璮是个例，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治国还得靠汉法。"忽必烈听着两边吵，没说话，心里却有了主意——他让阿合马管财政，让许衡管教育，谁也不得罪，但兵权和地方行政权，坚决不放手给汉人。
还有个意想不到的变化，是对"儒户"的政策。李璮叛乱时，山东有几个儒生跟着他写檄文，忽必烈平定叛乱后，一度想把天下的儒生都划入"军户"（当兵的户籍）。多亏姚枢站出来说："儒生读的是孔孟之道，教的是忠孝节义，跟李璮这种乱贼不一样。要是把他们逼急了，天下人会说陛下不爱惜人才。"忽必烈这才改了主意，还特意下旨："儒户免差役，专心治学。"——这场叛乱，反倒让儒生的地位更稳了。
至元六年（1269年）春天，大都的桃花开了。忽必烈在琼华岛（今北海公园）设宴，召集群臣喝酒。酒过三巡，他指着窗外的春色说："去年今日，李璮还在济南城里做梦；今年今日，咱大元的法度，总算立起来了。"
大臣们赶紧举杯附和，可谁也没说破：这场由一个军阀挑起的叛乱，虽然被平定了，但它像一根刺，扎在了元朝的统治根基里——蒙古人与汉人的信任，从此多了一道裂痕；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平衡，也从此偏向了"强中央"。而这道裂痕和这份偏向，将在往后的百年里，不断影响着大元王朝的命运。
就像史天泽在平定叛乱后写给儿子的信里说的："李璮这一闹，看似是他自己找死，实则是给大元敲了警钟——这天下要坐稳，光靠刀枪不行，还得让人心服。可人心这东西，哪有那么容易收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