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3月21日上午八点多,天津市塘沽区老弯道一带还弥漫着晨雾和咸湿的空气。

住在这一片的张海华刚出门,就看见邻居周娘正颤巍巍地提着水桶朝水井走。

“周娘,我帮您打吧!”张海华快步上前,伸手要接过水桶。

“不用,我自己行。”周娘声音不大,但很坚决。她常年独自生活,早已习惯了自己的事自己扛。

两人推让间,铁桶叮当作响。最终张海华拗不过,只好目送她佝偻着身子,一步一步挪回家。那时他绝不会想到,这竟是周娘最后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

一整天,邻居们都没再见到周娘忙碌的身影。她家的木门虚掩着,几次推看,屋里都静得可怕。直到深夜,热心的街坊终于慌了神,连忙报告了派出所。

来的是一老一少两名警察。推开那扇未锁的屋门,一股陈旧气息扑面而来。正对门是一张三屉桌,左边叠着两只木箱,旁边是一张旧床。

右手墙角立着一个单门衣柜——几乎就在同时,两名警察的目光都钉在了那柜门上。

柜门框上赫然有几处砸痕,一颗颗钉子深陷木中。年轻警察小心捏住拉手试了试,门纹丝不动。他们找来钳子起出钉子,缓缓拉开柜门——

周娘蜷缩在柜中,又矮又瘦的身体缩成一团,头部、脸颊、颈部浸满暗红血迹。

她死了。

周娘本名周顺安,56岁的人看上去却像65岁。生活把她磨砺得干瘦而苍老。她有个不太灵光的儿子,常年在外地工作。

年轻民警飞奔回所报告,分局刑警队长伍志远立刻掐灭手中半截香烟,带队冲入夜色,疾赴现场。

技术员季良和法医孙世文是两位经验丰富的老公安。他们外貌相似、衣着随意,工作风格却极其沉稳。勘查灯亮起,孙世文以冷峻的目光检视伤口,季良则专注查看带血的搓衣板和斧头。

“钝器击打致昏,后利器割颈,失血而亡。”孙世文言简意赅。

“凶器都是现场的。钉子、榔头也是就地取材。墙上有刮擦痕迹……”季良低声补充。

勘查持续到天亮。一大早,分局张副局长赶到——一位红脸膛、中等身材、脾气急躁的中年人。这是他主管刑侦后遇到的第一起命案。

“老太太有存款?首饰?存折?”他连声发问。

“不可能,”邻居摇头,“她穷得叮当响,有虱子也都是瘪的。”

“要说她有仇人,那这世上就没好人了。她心善得像菩萨,孩子们饿了渴了都来找她。”

可菩萨终究是被杀了。还被塞进柜子,钉了起来。

“是流窜犯干的!”张副局长挥着手断言,“只有流窜犯才不管贫富,见人就下手!”

“可她家啥也没少啊?”伍志远疑惑。

“等杀完了才发现没钱,可不就跑了么!”

老弯道这地方,名副其实。弯弯曲的小路通向白茫茫的盐田,四排简易平房窝在水洼之中。周娘就住在其中一间。

这里的水又咸又涩,唯一能饮用的只有百米外的一口深井。周娘正是在那里打水时被邻居最后看见的。

“我瞧见她进屋的,绝对没人跟着。”一位宽下巴、头发凌乱的老太太笃定地说。

“说不定那混蛋早就猫在屋里了!”伍志远骂了一句。

张副局长本想速战速决,可望着四通八达的盐田,他也不禁皱眉——若是流窜作案,线索就难找了。

他上报市局。九点半,市局治二处贾处长带人赶到。

“勘查完了?”贾处长问。

“嗯。”张副局长头也不抬。

“有线索?”

“没。”

“动机是什么?”

“抓了人才知道!”张副局长语带不耐。

贾处长却突然问:“搓板是案犯自带的吗?”

“不是,是周娘家的。”

“斧子?钉子?榔头?”

“也都是。”

“那就对了,”贾处长斩钉截铁,“流窜犯会特意带钉子和榔头就为了钉柜子?这明显是熟人作案,临时起意、掩盖痕迹!”

张副局长一时语塞。

贾处长进一步分析:“只有熟人才会藏尸刮墙,拖延时间好处理证据。你看这现场——血都没处理干净,脚印模糊,手法幼稚。这不是流窜犯,是身边人干的!”

“重新调查!”张副局长终于信服,振作起来。

新一轮走访中,一位宽下巴大娘坦言:“要说谁跟周娘最好……那得是我。要说还有谁常去……就是对门郎士林那孩子。”

“郎士林?”

“十五六岁,半大不小,有点虎了吧唧的,常帮周娘跑腿,周娘也常给他吃的。”

另一邻居也印证:“小林子上午是去过周娘家……具体几点说不清。他老去,没人当回事。”

刑警立刻转向郎士林家——与周娘家背靠背,门朝另一边开。

在郎士林家中,贾处长一眼瞥见窗外小厨房顶上的木盆。盆中还湿着,像是刚用过。

技术员上前撒下药粉——盆底迅速呈暗绿色。是血迹。

“洗洗涮涮有血迹也正常。”张副局长仍持谨慎。

但贾处长又从窗台上拎起一双刚刷过的松紧口布鞋。同样检出血迹。

郎士林的母亲被叫来问话,神情逐渐慌乱。

“鞋是谁的?”

“我儿子小林的。”

“谁刷的?”

“他自己。”

“你儿子人呢?”

“上学去了……”

可学校说他根本没来。有同学说,他看电影去了。

终于在电影院找到郎士林时,警方注意到他穿的旧衬衫胸口有一道道不自然的白痕。

张副局长拉起他衣服细看:“这是什么?”

郎士林低头不答。

伍志远用冰棍棒轻轻一刮——白痕之下,是尚未洗净的血迹。

化验结果很快出来:木盆、鞋、衬衫上的血,均与周顺安血型相同。

审讯室里,十六岁的郎士林身体发育得像成年人,脸却仍是个孩子。他黑黑的长圆脸低垂着,面无表情。

“郎士林。”

“嗯。”

伍志托起他的脸:“说说吧,怎么回事?”

“是我杀了周奶奶……”

他哽咽起来:“会枪毙我吗?”

“你还是个孩子,好好交代,好好改造,不会的。”

郎士林用袖子抹了把眼泪,断断续续地道出经过:

“昨天上午……我看周奶奶出去打水,就进了屋。总是看见她箱子上放着一块表……上海牌的,旧的。

我拿起来听,咔咔响……我揣进口袋,又放回去,又拿回来……后来周奶奶回来了。

她看看我,又看看箱子……她叫住我,我把表还她。她转身放表的时候……我拿起搓衣板,从后面打她……”

“她倒了……我又用斧子砸,用小刀割她脖子……我怕人发现,把她抱进立柜,钉了起来。”

“表呢?”

“扔进水坑了……”

伍志远停下笔,久久注视着这个半大孩子。一块旧表,一时贪念,竟让一个善良的老人丧命。

如果在那样的岁月,这样一个孩子也能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哪怕只是最便宜的那种——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

可惜,人生没有如果。

郎士林最终受到法律的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