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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而作

得胜回头

抗战胜利45周年时,去看了几个老战友老乡亲。其中有我为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而作小说《据点》中写过的本家邓智广。此人年轻时本也爽朗大方,年迈之后却变得牢骚满腹,絮絮叨叨。因为我小说中把他写得不那么英武壮烈,颇有点不平。他说:别以为你写了几篇小说,就自以为有多大才气。小说这玩艺谁不能写,不就是把瞎话编圆了写到纸上吗?别说你,刘绍棠比你强不强?人称他“神童作家”。叫我看是他命好。我在报上发表处女作时才十三岁,发表以后根据地好多报纸都转载,连新华社都根据我的文章改成报道,发往了全国。可就没人叫我“神童”。为什么?就是命不好,没有机遇。

说着他从抽屉里拿出两张发黄的用土纸油印的小报。上边确有两篇署名邓智广的文章。他拿得那么方便,可见是放在手头,每天都要翻阅。老年人的怀旧情绪可以理解。我接过来认真地读了一遍。

头一篇是新闻:

本报通讯员报道:作恶多端的马腰坞据点日军翻译、朝鲜民族的败类石原一,昨日前往县城途中为我军武工队抓获。抗日政府根据其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在马腰坞、何家寺等据点张贴布告。

布告原文如下:(下略,他抄的是布告原文)

第二篇是通讯,署名仍是邓智广:

马腰坞敌首、鬼子部队长山崎烧杀成性,垂死挣扎,亡我之心不死,趁我军民麦收之际,调动大批日伪军,于1943年4月13日深夜,以闪电战方式突袭我平北八区根据地,企图消灭我武工队,借机抢粮。我抗日军民早有准备,埋伏在敌必经之路,将敌诱入我包围圈。战士们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展开白刃战,一举歼灭伪“宪兵工作队”、“剿共班”等汉奸组织。主力部队猛虎营乘胜出击,在起义人员配合下,全歼据点鬼子汉奸留守部队,日军中尉山崎、特务机关长林畏罪自杀,铁杆汉奸刘双喜被击毙,一举拔除马腰坞据点,叛徒杨树林畏罪潜逃,正在搜捕中。至此“猎户星座”行动获得完满胜利……

我看完说:“写得不错,确实不错。以后怎么没在写作上发展,干起行政来了呢?”

“运气,机遇,一句话,命不好!过去没赶上点,近来征集抗战史料,我复印后寄去,他们还是不发表,编文集也不收。”

我说:“为什么?”

他说:“不好说,说也说不明白。当年上级叫我这样写,现在又认为这写法不确切!”

我没把这当件事。过些天我去看望邓智广当时的领导尚武,无意中谈起邓智广的牢骚,他笑笑说:“当年这文章是我叫他写的。今天文史部门来征求意见,也是我主张不要发表和收入集中。他的意见我知道。”我问:“为什么不能发?失实?”他说:“同样一件事,同时参加战斗的人,每个人谈的都是事实,都合乎逻辑,可是凑在一块再看,却互相矛盾,疑问百出。”我奇怪地说:“要是当事人都谈不准确,天下还有可信的史料吗?”他说:“这也是我感到困惑的地方。制定‘猎户星座’计划我在场,战斗我参与指挥,确实取得了预期胜利,看起来一切都顺理成章。可细究起来,又没一件事是按我们预料的实现的……”

这段谈话,反勾起我刨根问底的**。但他不谈。他说:“你实在要想白搭工夫,刨根问底,我开个名单,你去找他们调查。你在那地区工作过,这几个人你都认识。”

他交给我一个名单,我在两年间陆续造访,还意外地找到了名单以外的知情人。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归纳各家所言,梳理记录成篇。为免争议,不标纪实,取名《“猎户星座”行动》,混充小说面世。

邓智广写的事,发生在1943年春天,也就是小说《据点》所写的事件之后三四个月。

“马腰坞”这个地名,我在《据点》里写作“马蜂坞”。我弄错了。“马腰”指该村地形,“坞”是“船坞”。明朝时这里有条大河,通舟楫。后来河水改道,有沙无水,沿岸村庄还保留着旧名。马腰坞,想来是船舶集中之处。这村较大,有市集。八路军开辟根据地,军分区机关驻在此镇。

1942年冬季,两万多日军,四五万伪军,号称“十万大军”,展开“拉网、梳篦、铁壁合围”的“大讨伐”。敌伪军从马腰坞四周几个县城同时出动,以班为单位,每班相距不到一华里,连成一圈。互相呼应,反复搜索,逐步向马腰坞收缩。每前进五到十华里就建立一个据点。步步为营,点点蚕食。

我军见缝插针,从敌人的空隙间钻出网。绕到敌人背后,边转移边改编,化整为零,换成便衣,隐蔽于群众之中保存力量。一部分转移到鲁中鲁南,开辟新的战场。这块根据地变作了游击区。

马腰坞村南北长,东西窄。村北隔着水塘(当地叫作湾),有个“小北庄”。日军把小北庄的人全部赶走,修了土围子,建成据点。土围子外架鹿砦,挖堑壕。壕上建吊桥,桥头置岗哨。日落后收吊桥关围门,与外界隔绝。后来日军又在其东侧用红砖建造了一个营地。营地成菱形,两个尖角设十米多高的圆形碉堡。护营壕是用水泥修筑,铁丝网有三层。小北庄土围子留给伪军驻守。砖炮楼内驻有一“小队”日军(就是一个排)。土围子里驻有一中队(连)的伪警备队,一个伪区部和它的区小队,还有特务武装伪“宪兵工作队”和“剿共班”。

(1988年,美国著名记者哈里逊·索尔兹伯里为了写《新长征》,来华采访,我曾陪他到过马腰坞。当年据点的痕迹已经一丝不存。但村里老人对这一切都记忆犹新。开座谈会时大家谈得很生动。内容与我上述相符。索尔兹伯里听完,忍不住向中国农民伸出大拇指说:你们是英雄。我很高兴能和你们在不同的地点并肩战斗过。你们跟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时,我在参加保卫列宁格勒的战役……)

据点建成之初,我军为了保存力量,隐蔽待机,回避与敌伪正面遭遇。但敌工科的人设法救出一位被俘人员,引起了敌人重视。日军换防,派来个新部队长。姓“山崎”。带来两个汉奸帮手,一个叫杨树林,是八路军被俘后叛变的营长;一个叫刘双喜,是个流氓,凶恶残暴,贪财好色。杨树林当“宪兵工作队”队长,分析我军情报,监视伪军内部动向;刘双喜掌管“剿共班”,是耳目兼打手。

山崎白天看不到我们,夜晚派日军骑自行车穿中国便衣,在“剿共班”引导下四出侦察,仍无所获。我军摸到他们规律,就跟在他们身后捉迷藏,总保持二三华里距离,敌行我行,敌止我止。山崎没找到我们踪迹,便向上报告说:“侦察证明,八路军确已被彻底赶出本防区,溃散之部或有残余,但不具有反抗之力……”

上峰看了报告很高兴,下令将此地纳入“强化治安,王道乐土”名单。重新委派伪区、乡长,建立保甲制,实行连坐法,发现八路军踪迹如不上报,本人杀头,左右邻舍罚粮坐监。(虽建立了保甲制,人们仍习惯地称伪保长为乡长)。

更换伪区长,给伪县长带来财源:区长官帽是公开拍卖。经过竞价,中标者叫杨东河。为了给投资者回报,伪县长从城里赶来参加新区长就任典礼,发表了演说: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汪**是总理的忠实信徒。扶大厦之将倾,投奔和平阵营,重组国民政府,与友邦共存共荣,力求在皇军的支持下,实现三民主义。王道乐土就是三民主义的模范区,希望诸位不忘总理遗训,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以建民国,以建大同……”

不管听懂听不懂,在座的都起立鼓掌。杨东河早就请来一班吹鼓手,掌声未停就吹打起来,很热闹。

伪区部摆宴用的鸡、猪、牛肉由本区各乡随喜;送红包请保甲长们“自愿分担”。保甲长们就向老百姓摊派。鬼子汉奸得意忘形,群众受到极大心理压力,连原来的“堡垒户”也婉转地劝我们尽早转移到外区去躲躲风头。

尚武是军分区的敌工科长兼交通站长。邓智广是交通员兼通讯员。他俩一起活动。敌工科有五六个人,各有分工,也不住一处。

尚武原是乐陵某镇小学的高班生。班主任是**地下党员,很注重抗日宣传。“七·七事变”后领着他们慰问过南撤的二十九军。二十九军官兵,擦着泪讲与日寇血战和被迫撤退的经过,给他们很深教育。八路军一到,全班学生在班主任带领下集体参军。尚当班长,真刀真枪跟鬼子战斗过。后来为加强敌工工作,他转到敌工部门。

敌工人员穿便衣。他还买了一条羊肚子手巾,包在头上。衣着与农民一样,细心人仍能看出差别。尚武爱讲卫生,没有敌情时,每天要在洗脸洗头洗衣服上花去许多时间。他有把剃刀,天天刮脸,不照镜子也能给自己剃头。邓智广参军后接受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坐在门槛上由尚武给他剃头。尚嫌他的头发太长,又有虱子。不过尚武给别人剃头不如给自己剃得熟练,一边剃一边往小邓他头上抹牙粉。抹牙粉处都有血迹,他拿牙粉当止血药用。

尚武那年也不过十九岁或二十岁,为了保持领导人的严肃形象,从不和邓闲聊天。两个人日夜在一起,空闲时间怎么过呢?尚叫邓学习过时的油印报纸,他自己蹲在院中吹口琴。他有只蝴蝶牌的口琴,用白布包着从不离身。只会噘起嘴来吹,不会伴奏。吹的都是“孟姜女”、“叹清水河”之类陈旧的小调。邓智广在工作上学习上唯命是从。在吹口琴上,不大佩服他。有天,尚又吹“叹清水河”,邓就说:“这个歌有封建思想。”尚不服地问:“怎么有封建思想?”邓就唱:“提起了宋老三,两口子卖大烟,一辈子没有儿,所生个女婵娟……”尚争辩说:“我那词不是这样的。”我吹的是:“伪军弟兄们,你们细听真,你们前来打仗,所为的什么人?鬼子们吃洋面,叫你们扒干饭,鬼子要睡觉,你们来把岗站……”邓又问:“那孟姜女呢?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人家夫妻团圆过,孟姜女丈夫修长城。”尚说:“我那也是抗战的词。你听,送情郎送到大门以北,猛抬头看见个王八驮石碑。我问问王八犯的什么罪,他说是当汉奸名叫汪精卫!”

夜间活动,两人走在黑乎乎的青纱帐中,一句话不说也沉闷。尚武嘴里就不断发出些声音来,模仿战场上的射击声:“嗵!叭叭叭叭,叭勾,叭勾,达达达达……”小邓后来也传染上了这个毛病。自己走路时也“达达达达……”。

敌工科要经常出入据点,与“关系”联络。小孩子进出据点,容易躲过敌人注意。尚武请小学校长魏先生替他物色合适的人选,魏校长推荐来邓智广。

邓智广的父亲曾在天津铁路上当小工,娶了天津媳妇,生了邓智广。太平洋战争后失了业,带着家人回到山东老家。邓智广在天津上到初小毕业。大城市的孩子比较早熟。学校的课程也比农村小学高深些,复杂些。(“七·七事变”后,天津伪教育局规定从小学就开日语课。农村没此一说。)到根据地受到革命影响,很有抗日热情。比较机智,在反扫荡中有应付敌人的能力。邓智广跟随尚武活动。尚表面不苟言笑,暗地对他照顾细致。不仅随时言传身教,提高他的政治觉悟,而且极为注意他的安全。他也分配给邓几次危险性较大任务,实际上是对他进行了解和考验。

一次是交给一叠日文传单,命令他趁马腰坞赶集之机,在据点周围散发掉,邓完成了任务,尚表扬了他。另一次是派邓把一封信带进据点,设法交到我军一位被俘人员手中。邓混进据点后,得知那人已经设法逃出罗网,回到部队了。原信带回交还给尚武。尚武笑着说他知道那人回来了,是试试邓能否混进据点。邓觉得尚看不起他,气哭了。

还有一次,邓带着秘件进据点,走到半路碰到两个人站在路边树下嗑瓜子。一个是青年人,一个比邓大不了两岁。青年拦住他问:“干什么的?”邓说:“老百姓!”青年说:“老百姓往据点那边去干什么?”邓说:“我姑家住马腰坞。”那青年说:“放屁,我就是马腰坞的人,那村里没你这门亲戚。你是汉奸队的小特务吧?”另一个孩子就说:“我在据点见过你。”青年说:“要不你是八路军的情报员?”邓说:“我是老百姓!”说完刚要跑,青年一把抓住他说:“老实跟我们走!”邓想:“完了,这回要当烈士。”走了几步就叫嚷要撒尿。青年说:“吓出尿来了,撒吧。”邓装作解裤子,拿出秘件往嘴里放。那青年一把抓住邓的手,掏出了手枪:“再动我就毙了你!”不等邓系上裤带,拉他就走,邓豁出命把秘件塞进嘴里嚼了,青年却装没看见。走着走着转了方向,往邓的驻地方向绕去。走到邓驻的村外,青年说:“老老实实的坐下,别乱动,我这枪子可不吃素!”他看着邓智广,小孩进了村。过一会跑回来对青年说:“放下他咱们走吧!”两人冲邓智广笑笑,扔下他走了。青年临走举起枪对邓智广说:“别害怕,我这枪打不响,是木头的!”

邓智广回到住处,老尚只说:“累了吧,歇歇,喝口水。”并不问他为什么半路回来。邓智广刚要汇报,老尚说:“我知道了,你把文件吞进肚里去了,很好,不必再送了。”邓智广忍不住问道:“你怎么知道我吞了?”老尚说:“你表现得不错,参加革命没几天,能这样,不容易……”

邓智广心里始终是个谜,弄不清真是误会还是老尚有意考察他。

三月间,上级决定:保存力量的阶段结束,转为主动进攻,以武工队名义,在敌人心腹连续作战,拔除据点,解放人民,打击敌人气焰,鼓舞群众斗志。

军分区叫武工队长和尚武去开了个秘密会议,制定了整套战斗计划。会上有人说拔掉马腰坞据点的消息,要叫老百姓知道了,准比过年还高兴。当地有句俗语“参卯晌午过新年”。参卯二星属猎户星座。领导人受此启发,就把这一计划的代号定为“猎户星座”。

敌工部门要配合武装部队作战。尚武和武工队长共同确定战斗任务:

主要敌人是日军。但日本人又瞎又聋,行凶作恶全要靠汉奸为其耳目爪牙。欲伐其本,先断其肢。斩其手脚,废其耳目,再消灭日本鬼子就如探囊取物。

危害最大、民愤也最大的汉奸头目有三个:杨树林、刘双喜和日军翻译、高丽人石原一。这三人是日军部队长山崎最倚重的人。杨树林是叛徒,熟悉我军内部情况,危险性最大。刘双喜杀人掠财之外,还是个色狼,民愤最强。他先包了一个叫翠玉的妓女,公开在剿共班住局,那妓女闹床,招惹得伪军们成宿到剿共班窗外听乐子。没几天土围子里的人个个都无精打采,走道打晃。随后看上邻村一个姑娘,就在土围子附近占了个独立家屋,派媒人去假称给他干儿子说亲(他有梅毒,不能生育,认了个部下作干儿),把人骗来后他自己进了洞房,抱起新娘就亲嘴。新娘子说:“你不能这样,娶亲的是你儿呀!”他说:“娶亲的是他,上炕的是我。别耽误工夫,脱衣裳吧!”新娘挣扎反抗,他拉下她的裤子说:“头一宿就叫我霸王硬上弓,你吃得住吗……”

他一觉睡醒,新娘子在房梁上吊着了!

山东是孔子故乡,礼义之邦。人们认为刘双喜连畜生都不如,不遭恶报事无天理。

(他在夜间屋里说的话,外人怎会知道?那院中还有一间小草屋,当晚“剿共班”派了人在草屋放哨。哨兵在窗外听房。听到他要霸王硬上弓扑哧笑了一声,他把放哨的骂跑了。这话便传出来。)

最遭恨的是高丽棒子翻译石原一。他不在正式编制,是雇员。不能跟日军士兵一起住有榻榻米的房间,跟雇用的中国伙夫住在澡堂里。但他极力装扮成“皇军”,乞求把报废的旧军装、破军鞋赏他穿在身上。在汉奸们面前显示特殊地位。汉奸们也就称呼他为“翻译官”!对此人不知如何形容,“小人得志”、“狐假虎威”等词都不贴切,只能说他既有奴性又有兽性,就是毫无人性。在日本人膝下的奴颜媚态比一般汉奸过之;对中国人之凶残狠毒为一般日本兵所不及!他与刘双喜狼狈为奸。有一次刘双喜抓来几个农民,硬说他们藏着枪,石原就拉出个叫吴二柱的绑在光天化日之下,割开农民胸膛,用子弹撬那农民肋骨。叫其余的人跪在四周看,谁低头不看,他就拿刺刀捅谁的眼!他动手用刑,刘双喜动嘴发话:“交不出枪交钱,交不出钱来给命。多了不要,一人两支捷克式!”

吴家卖光田产赎人,可二柱被折磨得五脏俱伤,赎回家就死了。他女人悲愤难当,喝了卤水。儿子大楞被鬼子抓走修工事,半年后回来,才知已家破人亡,卖掉住房打了把牛耳尖刀,揣着它就去了马腰坞。没找到石原和刘双喜,却被表叔宋明通发现。

宋明通叫到家中劝他说:“你再白搭性命,家门可就绝了。”大楞说:“人也死了,家也败了,我还活个什么劲,拼了吧!”宋明通说:“拼也不是这么个拼法。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过不下去,先在我这补个乡丁,吃口现成饭。”大楞说:“爹妈都叫鬼子汉奸害死,到汉奸乡公所混饭吃,我还是个人吗?”宋明通说:“关老爷还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一说呢。先忍一时,总有你报仇的机会。我不会给你窟窿桥走。”大楞从此留在伪乡公所,但跟谁也不提他父母的事。

高丽棒子欺负中国人,有的伪军也气不愤。这小子却还打汉奸们的秋风。汉奸们向日军进贡先要打通他这一关,不然有钱也送不进去。他不断地传点消息,递个小话。告诉张三说:“皇军对你有点不满,你怎么把扫荡时弄的那几件首饰全装自己腰里呢?”跟李四说:“张三在皇军面前说你从大王庄起出来两条枪,转手卖到铁路西,钱全昧下了。”张三李四赶紧打点,晚了怕被抓去“整肃”。

惩办目标已定,还需根据敌情制定行施方案。这天午后尚武对邓智广说:“今夜晚随我去执行任务。不带武器,背上个钱褡子,扮成小半拉子。”

尚武脱下土布裤褂,解下蒙头毛巾,换上蓝哔几长衫,绛色呢礼帽,还在袖口里揣上了一条绸子手帕。邓智广越看越别扭,用请示工作的口气问他:“你又穿大褂又戴礼帽,咱们这是上谁家随人情去?”

尚武说:“上马腰坞,跟一个重要人物见面。”

邓智广问:“跟谁?”

尚武说:“不要多问,到时候自会知道。”

不一会看到马腰坞村北的炮楼了。尚武说:“咱们绕到西边去,从西南角进村。”邓智广就知道是奔伪公所去。他俩下了道沟,又走了有半个小时,邓智广停下来,跷起脚朝北边望了望,看到了西北角那块大坟地。

尚武也朝外看了看,小声说:“万一碰到有人查问,就说咱们是平原城里增祥东杂货店来收账的。你跟我喊掌柜。我叫你小狗子。”

“小狗子这名多难听,换个名吧!”

“资本家都把工人当奴隶,哪有好听的名字!”

靠近坟地时,尚武蹲下身来,拉着下嘴唇,学了两声鹧鸦叫。坟地那边就扔来一块土坷垃。尚武扔回一块,有个人影走过来了。到沟边蹲下身轻叫了声:“老尚!”

尚武回道:“宋乡长!”

宋明通曾掩护邓送情报。此人我在《据点》中作过介绍,现在不再絮烦。他跳下沟后只说了一个字:“走!”便在前边带路。尚武说:“你找个牢靠地方,把小邓存放起来。”宋明通说:“安排好了!”邓智广问:“把我存放起来?”尚武说:“小声点,我们去跟伪区长见面,你不要去。”邓智广委屈地说:“不让我见面,我跟来干什么?”尚武说:“自然有用处。”

绕过坟地跳出沟外,从一排猪圈间穿过来到村西边一排房后,有间北房檐下有个气窗。窗下是个麦秸垛,麦秸垛顶上糊了泥,下边掏了个洞,是放羊的孩子们躲雨时掏的。宋明通拍拍邓智广的肩膀说:“你就呆在这儿。趴在垛顶上能看到窗子里的动静。我们在这屋里跟伪区长见面。”尚武说:“要是一切正常,你就呆在这儿别动。万一看见出了意外,那你就……”邓智广抢着说:“我就进去救你!”尚武说:“要是我俩都对付不了,你能救吗?你的任务是一刻别停,马上跑到大李庄找武工队长报告。”宋明通又交代说;“这儿道你熟,穿过猪圈,跨进道沟,顺着道沟往东南走就是大李庄!”说完领着尚武绕过西墙,转到前边去了。

邓智广爬上麦垛,窗户纸本来就是破的,往里看并不困难。只是那房老了,草顶全朽了,刚一伸头就落进一脖子草屑,头上还粘了些蜘蛛网,网上粘的小虫呛得邓智广想打喷嚏。他不敢出声,用手硬捏着鼻子,把喷嚏憋回去,憋出两行眼泪一身汗。想骂还没骂出来,前边院里有脚步声了,推门进来两个手里提着匣子枪、穿着伪军装的人。随后两个穿长袍的人并膀进来,正是尚武和杨东河。杨东河吩咐了两句,提枪的人退出了屋子,宋明通进来笑着说:“快请坐,快请坐,都不是外人。”尚武和杨东河谦让了一会儿,在八仙桌两边坐下。邓智广只能看见两个人的背影了。杨东河说:“宋乡长,你是主东,你也坐呀。”宋明通说:“我给你们烧水沏茶,你们先谈。”

看到尚武说的“重要人物”就是杨东河,邓智广暗自发笑。前任伪区长姓邓,是邓智广的本家,他利用这关系进过据点。当时杨东河是本乡的伪乡长,他早已认识。杨东河自己没多少田产,哪里来的这么多钱买官做,一直是个谜。

(杨东河的身份,几个人给我介绍的都不一样。有的说他是经过我方争取,秘密参加了抗日的。邓智广则说他是奉我方之命担任伪职的。连买官的钱都是八路军出的。“*****”后,杨东河还健在。以离休干部的身份,安然养老,培养盆景出了名。我去看他,他只请我看他的盆景,问及往事,他推说已经记不清。)

尚武和杨东河见面后,先用“场面上话”互相客套了一番。杨东河赞扬尚武坚持在本地抗战,给老百姓带来希望;尚武表扬杨东河为八路军买药品、买地图、送弹药等成绩。说到这里小邓走了会神儿。两批药品和地图都是他从宋明通手中接过来,送出马腰坞,交给敌工科的。谁也没告诉他这些东西是谁给弄来的。他问过尚武,尚武说:“上级只叫咱转送,没交代来路,我能问吗?”原来尚武什么都清楚,只是瞒着他。他有种不被信任的委屈感。等这走神状态过去,屋里人已经喝着茶谈到主题上,并且谈了一段了。

他们在谈石原等三人的各自特点。据杨东河介绍(宋明通不时替他补充):这三人对付起来都有点扎手。石原除偶尔跟着刘双喜去捞财,平时只在炮楼和土围子之间活动,不肯到离据点远的地方去。天一黑钻进炮楼,天塌了也不再出来。杨树林更小心,根本不出土围子,办啥事都叫他表弟朱强治出面联络,他自己从不在马腰坞大街上露面。在据点里行动坐卧,手里都托着支二把盒子,搬开保险机,枪口朝上,托在胸口前。他有事都交手下办,不直接到别的伪军部门。打牌也是把人请到他屋里去打,他不到别人屋里去。

三个人中天不怕地不怕的是刘双喜。抢掠成性,几天不到外村“清乡”,就过得没滋味。集团行动,全副武装。而且是窝子狗,剿共班单独干,除去石原,不与别人合伙。

话说到这里,他们停了一下。邓智广脖子早累酸了,就趁机躺下来休息。过了好久,再抬起头来看,人家改成三人把头凑在一堆小声嘀咕了,一点声音传不出来!

过了顿饭工夫,三人站起身。杨东河向外伸伸手说:“你们先请,等你们出了庄我再回去。”尚武和他握握手,在宋明通伴随下推门出来。他俩转到房后,邓智广溜下麦垛,一同从道沟走出庄外。宋明通送到坟地旁才停住脚,看着他俩走远。

回来的路上,小邓就给尚武提了意见:

“你对我不信任,不尊重!”

尚武奇怪说:“我没有对你不信任、不尊重的地方啊!”

“你叫我取药品,取地图,我都完成任务了。我问你那些东西是谁办来的,你骗我说不知道,可是你跟杨东河一见面就表扬他这件事。今晚要做什么,你事先也不告诉我,分配工作时你才说要见杨东河!”

尚武说:“我也有上级,也有纪律,有些事我不跟你说是为了保护你。绝不是不尊重你。不过我也接受你的意见,以后执行任务前尽量多向你介绍情况。”

“你们三人前边说话还让我听到,后来就咬耳朵了,为什么不能叫我听见。”

“马克思在天作证,是怕外人听到我们才咬起耳朵来的。你即使不提意见,我也打算告诉你。”

“你不主动说的,我绝不打听。”

“对,这回是我主动说的,我们在研究拿哪个小子先开刀影响最大,怎样动手才有把握。”

“结论呢?”

“先从高丽棒子开刀。他跟鬼子关系最近,是比鬼子低比汉奸高的二鬼子。镇压他就往鬼子的心口插了一刀,有利于鼓舞群众抗日信心!但他狡猾,轻易不肯离开炮楼,现在睁大眼睛找他的空子。”

“怎么找法?”

“这个任务交给了杨东河。见五逢十你都要去赶马腰坞的集。到那里找咱们的老关系去,有消息杨东河会告诉他。”

听到又给他任务,邓智广怨气全消,立即把小筐找出来,并到村里打听大娘大嫂们,谁有鸡蛋、线穗子要卖,他义务帮忙替她们赶集去。——平年月大娘大嫂们卖鸡蛋卖线绝不肯叫别人插手。但安上据点后她们不敢去赶集了,都托男人们给带去卖。小邓自己找上门来,大娘大嫂就连拍巴掌带喊娘的把他从头夸奖到脚,说只有八路军里才出息得这样的好孩子。逢集的日子邓智广就挎着她们的鸡蛋和线穗到马腰坞去找老关系刘四爷。

这位刘四爷,我在《据点》也介绍过,这里不再多讲,只说明他的职业是收税就行了。买卖牲口要上交易税,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制度。清朝时县太爷嫌派人收税太麻烦,就找富户承包。承包人一年打总交给县太爷多少银子,就算了账。至于他能收到多少,不再过问。这是个挣钱的买卖,地主富商要拿贿赂、打关节才能包到手。大承包户包下全县的,不可能跑遍全县去收税,就再分包下去。以县城为中心,东西南北四乡,各包一片。分包户也是富人,受不得辛苦,集市多被帮会把持,跟黑社会没点关系税收不到还搭上人命。他们就再雇用与帮会有瓜葛、又会看牲口的人替他们收税。成三破二,取十分之一的辛苦钱给收税人。刘四爷懂兽医,替拉杆子的看过马,跟江湖黑道都能说得上话,是位理想的人才,就同时被几个二包户雇用。干这个比当兽医收入可靠,收税成了主业,收起了兽医的招牌。这种包税制度并没随着清朝皇帝退位而作罢,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一直沿用。换了汉奸政府,这制度也没换。八路军初到开辟根据地,一时顾不上这方面的改革,刘四爷成了几朝元老。除去黑社会外,又结识了八路军和伪组织中的朋友。

(这位刘四爷我见过,跟我父亲还有点交情。那时他已是近五十岁的人了,骑着个小毛驴,赶了东集赶西集。碰上生人摆摊作买卖,他还跟人家“转春”。他教给过我几句“春典”,我全忘了,只记得烟袋叫“吊山勾”。他应我爹之邀,为邻居的牲口看过病。用了他拿手的医术“火烧战船”。要人买十斤白酒,一床破被。他吃饱喝足,把牲口死死的拴在桩上。拿酒把牲口毛皮全沾湿,划着火柴往牲口身上一丢,牲口遍身起火,吓得连叫带挣扎,等火势烧旺,趁热把破被往牲口身上一捂,不一会牲口满身大汗。他说:“病好了!”便拿起烧剩的酒告辞回家。第二天那牲口的病果然消失,只是弱得站不起来。他不收费,但带走了八斤酒。比一般请兽医的诊费只多不少。)

邓智广赶了两个集,都没得到什么情报。也有收获,每集刘四爷都请他吃四两包子,喝一碗甜沫。

杨东河接受尚武给的任务,过了半个月还没有进展,正苦于无从人手,也是天意,杨树林的表弟兼护兵朱强治到伪区公所来了。

据点里的人很少见到杨树林,但没人不认识朱强治。他名义上虽只是个护兵,但比那些分队长、中队副之类香得多。一来他是杨树林的表弟,杨树林大小事都由他操办;二是这小子在东北上过学,会说几句日本话;三是他的派头比杨树林不低。他在沈阳长大,一举一动学日本人。从来不穿中式便衣,总是穿一身协和服,戴顶战斗帽,花钱买来双日本水袜子胶鞋。说话总故意夹几句日本话。其实他爹在沈阳不过就是个饭馆跑堂。他体格瘦弱,国民高等学校毕业后,上不起大学,又没找到职业。挑“满洲国国兵”也没挑上,在东北管这种人叫“国兵漏”。按“满洲国”的规矩,“国兵漏”都要当几年苦工,名曰“勤劳奉仕”,实际是无偿劳动,而且专干修公路挖战壕之类的苦活。他受不了这个罪,听说表哥混上了官,就回乡投奔杨树林。杨树林叛变不久,没有自己的亲信,正需要这么个人作帮手,格外的恩宠他。他正式职务是护兵,杨树林不在场时,据点里的为讨好都称呼他“队长补”。这也是句从日本职名中抄来的“协和语”。

朱强治这天态度格外客气,对杨东河说:“家表兄请您吃便饭,有点小事相商,请千万赏脸。”杨东河连连称谢,赶紧叫人到街上现买了两篓当地土产“盐姜芽”。把篓里的咸菜倒出来留着自己喝粥用,翻开箱子找出存着的二两西口土装进去。

杨树林身穿长袍,面带笑容,手里托着驳壳枪来迎接他。

杨树林在自己屋中桌上摆了四样菜,打开一坛酒。除去朱强治,没叫别人侍候。一见咸菜篓,杨树林高兴地说:“谢谢了,我就爱吃这口小菜,叫他们拿个碟来,现在就尝两块。”杨东河也不吭声。说着杨树林一手持枪,一手打开篓盖,用鼻子闻闻,觉得味道不对,伸进手一摸,还有层油纸包着,就看了杨东河一眼。急急捅破油纸沾了点在指头上,放进嘴里舔了一下,脸上顿时像开了花般笑得嘴往上弯眼往下坠。这时朱强治拿了小碟来,杨树林说:“这咸菜还是留着就粥喝吧,碟放在这儿沾醋用。你去帮着整菜,我跟杨区长说几句话。”把朱强治支走后,杨树林把椅子拉近杨东河说声:“这么重的礼,无功受禄,叫我寝食何安呢?”

杨东河说:“您知道我不用这个,说实话,这也是别人托我办事送我的。我留着没用。就别让它出咱杨家门了。”

杨树林说:“今天是我有事求你,哪有反叫你破费的道理?”

杨东河说:“你有事不找别人找我,说明你没拿我当外人,还说谁求谁吗?什么事你尽管说。只要我办得到,我会尽力。”

杨树林说:“说来事情不大。小事一桩。我这个表弟是我舅舅的孩子,在这里给我当跟班,家里不富裕。正好过两天有人到沈阳去。我想给他家带点东西,无非是棉布、香油、黄豆之类的粗玩艺儿。我没法替他去办,他人生地不熟,您是一区之长,又是本家,就想请你帮帮忙……”

杨东河说:“您说多咱要吧。”

杨树林说:“就是今明两日,那人后天就上火车。不过,人嘴两扇皮,别拿到据点来,省得有人说闲话。”

杨东河说:“这好办,明天是集,我叫人头晌办好放在西街乡公所。他什么时候进城,神不知鬼不觉,从乡公所拿了就走。”

杨树林满脸堆笑说:“好,好,这钱么咱随后……”

杨东河打断他说:“您跟我外道是不是。这一句话的事,就不给我个讲交情的机会吗?”

杨树林忙说:“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来日方长,来日方长!”

一会热菜上来了,杨树林劝酒。杨东河说:“我在理,烟酒不动,我心领吧。”杨树林笑道:“老兄,你还挺守纪律啊,好,好。”

杨东河像听到一声炸雷,头顶轰的一声。(当年在别的根据地怎样我不知道,在鲁北根据地,地方干部、敌工干部都烟酒不动。是条不成文的纪律。)

杨树林看出杨东河有点紧张,把手中枪放在腿上,笑道:“这话没别的意思。我刚过来时,也是烟酒不动,常了,既要应酬,心情也不好,就堕落了。见到你坚持不变,有点自愧不如。咱们都是从那边过来的,我才说这知心话。”

杨东河夹了两筷子菜慢慢嚼着,转了一下心眼。端起他面前的酒杯说:“谢谢您的诚恳,我敬您一杯,我也破戒陪你一口。”

杨树林笑着举起了杯。杨东河陪着抿了一口,放下杯说道:“您既然对我推心置腹,我也跟您说几句知心话。我的事不用瞒您,我本是做生意的,日本人一来,买卖黄了,这才回家务农。因为认几个字,根据地时选我当了抗日乡长。这是不脱产的,您知道。我也没条件入党。八路军撤退我犯不上抛家舍业跟他们跑。皇军来了,村里的事还要我出面维持,又当了这边的乡长。这在那边就挂了号也算汉奸了。到了这一步,背着抱着一样沉,我就索性砸锅卖铁,花钱捐了这个区长当。无非将本求利,藉机会捞两个钱。以后好远走高飞,隐姓埋名到外乡混下半世去。可从剿共班的人,高丽翻译眼睛看来,我在八路军那边干过,总有点另眼相待。我混了个两头不是人。觉得头上总悬着两块大石头,从哪一边掉下来都能把我砸烂。您有学问,又比我先走了一步,我想求你指点一条明路!”

杨树林盯着杨东河的眼瞧了好久,看得杨东河心里发毛,脸上极力镇静。

杨树林虽然喝了点酒,但头脑一点也不糊涂。他拍拍杨东河的大腿,笑了笑说:“你不是要说心里话吗,我就直截了当。一,我当了俘虏,不投降就要挨刺刀。我没那个种,叛变了。既叛变也就不幻想再得那边的谅解。也就得干点事取得鬼子信任。二,鬼子不会永远占领中国,我为他干事不能不留后手。日本垮了,天下可不一定就归延安。**对叛变的人绝不宽大。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此地不容爷,自有容爷处。三,各人有各人的活法。只要别人不拿我的脑袋买自己的命,我也不赶尽杀绝。别说你没什么形迹可疑之处,就是有,我也睁一眼闭一眼。咱也搞个统一战线嘛。朋友之间可利己不可损人,不然,我这枪子也不吃素。”

杨东河说:“高论,高论。”

杨树林说:“据点里也有人把我视作眼中钉,时时想挤掉我。在皇军那边告我的黑状。这方面我俩要同舟共济。”

杨东河说:“有用我处,你尽管说。咱姓杨的讲的就是个义字。”

“我就劝你多个心眼。刘双喜是个狼,石原是个鬼,这两人无耻无义,靠卖别人的脑袋发家,你要多加小心。发现有什么动静,及时给我通个气儿。咱们也来个联防制度。”

杨东河满口答应,告别而去。临走告诉杨树林,隔一天叫朱强治到乡公所拿钱和粮。

杨东河以为杨树林与刘双喜之间狗咬狗的斗争,是互相在日本人面前争宠,正可利用。

前边说过,刘双喜在旧军队当过小军官。鲁北这片地区,地少人多,干旱缺水,遇到灾年就要外流逃荒。一没文化,二没技艺,在军阀混战年代,最好找的出路就是吃粮当兵。一个人在某个部队站住了脚,后来的堂兄表弟三叔二大老爷就来投奔他“补个名字”,在这种部队里侄子当排长,叔叔当班长,带着一群外甥内弟混粮吃的现象很普遍。“七·七事变”以后,京津附近的部队通过山东往南方撤。撤到家门口,刘双喜就跟几个老乡商量:“这东洋人可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看样这个仗不是三天两后晌能打完的。咱们跟着退到哪里算一站呢?”商量结果,几个人拖着枪装作掉队,就结伙留下了。那时日本军队还没到达铁路两侧,中央军已经退到了黄河以南,八路军在山西作战还没东进,鲁北大地既是权力真空,土匪武装就像雨后的狗尿苔一样成堆地冒了出来。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就拉起个“团儿”。头子姓张就叫“张团”,姓李就称“李团”。也有以头子的外号诨号作团号的,如“胖娃娃团儿”,“崔小辫团儿”。刘双喜也拉起一个团来,自称“喜团儿”。此地拉杆子的有条不成文的规矩:在本乡本土只向驻地摊派粮款,不明火执仗绑票。因为十里八村都有理不清的亲戚关系,也不兴在本县采花问柳。做大买卖要到外乡去。(一般的是到胶东半岛,胶东人航海、从商的多,而且是侨乡)。虽说是“兵匪一家”,到底还是两个行当,隔行如隔山,刘双喜不懂黑道的规矩,刚拉起团来又急着捞财买枪,竟绑了西乡聚源烧锅的票,绑的是东家小姐。东家卖了田地把姑娘赎了出来,已不是完璧,姑娘羞辱难堪,在回家的路上就跳河自尽了。此事传播开来,连黑道人也把刘双喜视为畜生。杨树林是西乡人,在他还没摸枪杆时就对刘双喜极为鄙视和反感了。

杨树林也算书香门第,本人在省立师范毕业后曾作过小学校长,参加过救亡宣传。他想参加抗日,但看不起共产***的队伍。说是国共合作,谁保证不会再翻脸?要当兵还是当中央军,牌子正,装备好。这样,台儿庄大战时,他就南下投中央军,走到半路,碰见一群从前线回来的年轻人,说中**队取胜后已经迅速南撤了。他们投军扑了空。他又随众人打道回府。走到沂蒙山麓,被从西边开来的115师部队发现。问清他们的来路之后,部队首长热情地接待了这些年轻人,跟他们讲了国际国内形势,**的政策,红军整编为十八集团军后的抗战任务。一席话把他们说得心服口服,就自愿参加了八路军。

为了开辟敌后根据地,分出一部分队伍进入鲁北。要找些当地人作骨干,杨树林被选中,一到鲁北就当上了区中队的队长,战争残酷,伤亡大,晋升快,到1940年他就当上了一个县大队的副队长,按习惯人们叫他杨营长。

1942年,战争重点移到敌后,敌人兵力增加,战斗频繁而残酷。在一次战斗中他受伤被俘,开始表现得也还蛮有气节。敌人威逼利诱他都挺过去了,一天夜晚把他和另外四个人押到山沟中,令他们站成一排,喊道:“最后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三分钟之内,投降的向前三步走,时间一到,立即开枪!”他们互相看看,谁也没有动摇,杨树林绝望之余反觉得结束受折磨的日子是个解脱。一个过四十岁的老营长带头喊起了口号。声音很惨烈。他也不顾一切跟着喊。刚喊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四字还没喊出来,敌人排枪响了,全被打倒在地。日本兵又走上来每人头上补了一枪,惟独没对杨树林补枪。杨树林还奇怪自己怎么意识这么清楚,两个日本兵把他架了起来,几乎是抬着把他拉回了据点牢房中。回到牢房,看看原本挤都挤不开的草铺如今空旷冷清,只有他一个人还活着,他后怕得哭了起来,觉得千幸万幸,刚才要是死了,没有哪个中国人知道,也不会有人记得他!这是再世为人了。捡回来的这条命他不打算再扔掉,对自己说:“我死过一回,对得起良心了。认了吧,认了吧,只当以前的杨树林死了,从今而后活着的是另一个人!”当鬼子再次提审时,没费多少话,他就交代了在八路军中的职务、干过的事情,在“自新状”上签了名,宣布“投入和平阵营,愿为大东亚共荣圈效忠”。

日军为他开了欢迎会,山崎部队长在会上坦率地说:“为了不伤杨先生的感情,任命他为‘宪兵工作队队长’,只负责内勤研究工作,不强迫他直接参加火线战斗。武装配合皇军战斗的任务由剿共班承担。希望他们密切合作……”当场介绍他与剿共班长刘双喜握手相识。

“宪兵工作队”是个带枪的情报单位,由一些有点文化水平的社会渣滓、无业游民组成(多是由“新民会”等伪组织代为招募的)。总队在济南,杨树林这里只是个小分队。总队的日本顾问每月来视察一次,实际由所在据点的日本军管辖。山崎把它和剿共班当作一文一武两只鹰犬。表面看杨树林和刘双喜是平等搭档,一文一武互相配合,可刘双喜掌握着枪杆儿,清乡、扫荡中能杀能烧,可抢可捞。既比杨树林实用,也比杨树林吃香,钱财权势都压他一头,还暗含对他有监视防备的作用。刘双喜从来就不懂什么叫人情客套,更不讲规矩廉耻,没脏字不张嘴,走路都晃膀子。对杨树林也照样颐指气使。杨树林在日本鬼子面前低声下气没的抱怨,谁让你当了汉奸呢?可在这粗俗卑鄙的野狗面前让先,就有说不出的悲哀和不平。这份耻辱比汉奸的名分更难忍受。时间长了,他思想又有新的变化。心想反正是当了汉奸,大恶之下何求小善,倒是越混得局面大越能保住自己。就暗暗起了搞掉刘双喜把文武两套全抓到自己手中的念头。

杨东河从宪兵工作队回来,就叫宋明通给弄东西。乡公所要随时应付日军需要,香油、黄豆等都很现成,只有棉布到集上买。第二天就是四月初十大集。四月初八是浴佛节,民间停止屠宰,初十开斋。又是麦收前夜,庄稼人也少不得要上集添些木叉镰把,准备收麦。这个集就比往日热闹些。

杨东河正想找宋明通问问东西准备得怎么样,还没出围子就碰到刘双喜跟石原。刘双喜见杨东河穿了件新做的蓝阴丹士林长袍,对石原说:“你瞧杨区长这身衣服怎么样?”石原说:“太漂亮了!”刘双喜说:“你穿的再破,一张嘴也知道你不是中国人。只要从远处看不显眼就行。穿的太破了,太太看着也不喜欢!”

杨东河听出话里有套头,就迎上去问:“翻译官看上我这身衣裳了,那好办,我叫人给你做一身。下一集包你穿上。”

刘双喜说:“那可赶不及。翻译官明天就要进城看太太……”石原来不及制止,便说:“不一定,还不一定。”

刘双喜解嘲说:“区长不是外人。不要对人说就是了。”

刘双喜的护兵范舍成提着一只空筐跟了过来。杨东河一看,明白了**分,便故意说:“翻译官要看得起,我现在就把衣裳脱下来给你。太太来了,我得表示点心意吧。今天逢集,我去买点礼物。”

石原说:“你不要再麻烦,刘班长正要领我去买点土产,你光把衣服借给我就行,多谢多谢。”杨东河回屋脱长袍,招呼刘双喜随他进去。在屋内对刘双喜说:“你给翻译官送礼,算上我一份好不好,我也交交这个朋友。”刘双喜拿着架子说:“他请假进城的事,要守秘密。搀和的人多了太显眼。怕他不愿意。”杨东河说:“那好办,我出钱不出面。我叫乡长宋明通随后追去。你只管挑东西,由宋明通付钱。以后我再跟宋明通结账。”

有人出钱,刘双喜何乐不为,点点头笑着走了。宋明通来报告给杨树林的东西已准备齐。杨东河便告知他“如此如此”,宋明通一边听一边骂娘,还是接受了任务。宋明通走后杨东河就找到朱强治,告诉他中午一过就到乡公所去取东西。同时请他转告杨树林,刘双喜正在集上给石原买礼物。为什么送礼还不知道,请队长详查。朱强治回去就报告了杨树林,还为杨东河添枝加叶说了些好话,说此人对队长十分忠诚。

杨树林估计石原要了东西也是往城里送,就把跟踪刘双喜二人的任务交给了朱强治。

杨东河缩回屋里再不出围子门一步。天塌下来也沾不上嫌疑。

邓智广又来马腰坞赶集,正在牲口市上转,忽然看到有一帮人说说笑笑的走过来。赶集的老百姓都让开了路。走在前边的正是石原。小邓心中奇怪,不是说石原从不赶集吗?再一看今天的打扮更奇怪。他平时从不扒下日本军装,今天却换了身新宝蓝色长袍,札着古铜色搭包,一派中国买卖人打扮。脚上却还是那双破了的日本大皮鞋。他身旁跟着刘双喜,刘双喜身边紧跟一个剿共班的小卒儿,名叫范舍成。

范舍成和邓智广是同村人,家中贫穷,邓明三当伪区长时把他叫来当了跟班儿。邓明三约刘双喜打牌他伺候过牌局。邓明三下台,他觉得再给新区长跟班不够义气,找到刘双喜求他赏碗饭。刘双喜觉得这孩子还机灵,就收下他随身伺候。

范舍成手提着个大篮子,跟在刘双喜身后。刘双喜边走边指着地摊上的东西问石原:“要这个不?”石原一点头,刘双喜就捡起来扔进筐里。伪乡长宋明通紧跟在后边替他们付钱。石原不断地点头,刘双喜不断地捡东西,宋明通就不断地付钱。邓智广有意迎着他们走去,想跟宋明通搭句话。宋明通看出他的意思,冲后边咧了下嘴。邓智广才看到距离十来步远,还尾随着个宪兵工作队翻译的朱强治。邓智广看出他是在暗地跟踪刘双喜等,便不再跟宋明通找打招呼。宋明通眼睛朝村内一甩,扬头走了过去。邓智广会意,马上转身走往南街。到了一家小饭铺门前,看见门口地上还戳着“税务代办所”的牌子,就知道刘四爷还没走,掀帘走了进去。

(刘四爷这牌子是他自己命名,自己树的。平时放在小饭铺案板底下。赶集时拿出来戳在门口,在饭铺里占一张桌子,连喝酒代收税。集一散收起牌子,就上雇主家去送钱。钱在自己身上从不过夜。这牌子是马腰坞集专用。在别的集上他不挂牌,也不用任何名号。)

小邓走近刘四爷的桌前,叫了声“四大爷”!

刘四爷把手中端的酒杯往嘴里一放发出“吱”的一声响,又哈了口气,笑笑说:“来了爷们儿?我正等着你呢!说吧,吃锅盔还是吃面条?”

邓智广说;“面条不顶时候,还是锅盔吧。”

“吃锅盔我还得搭上盘黄瓜菜,你倒不傻!”刘四爷一边往他的“吊山勾”里装烟,一边冲跑堂的喊道:“爷们儿,来俩锅盔,切四两驴肉拌个黄瓜菜!”

等黄瓜菜来了,他又要了二两酒,手扶着酒杯,小声对邓智广说:“锅盔带回去,吃了黄瓜菜赶紧去报信儿。高丽棒子请了假明天进城。跟乡里送果子(当地人称花生为果子)的大车一块走……”

邓智广狼吞虎咽把几块驴肉填进肚子,揣起锅盔,急忙赶回驻地,对尚武一五一十报告。尚武说:“送果子的车一般是四更天出门,晌午头到东关。赶快给武工队送信。你先休息,我跑一趟!”

武工队驻地距敌工科有三里路,尚武赶到那里,他们正睡晌觉的睡晌觉,擦枪的擦枪。尚武找到陆队长,立即开紧急会议,决定趁石原进城之机,半路上把他除掉。现在就写好布告,石原一死马上张贴。尚武的文化水平最高,推他来执笔。尚武极其兴奋,稍作沉吟,就拟出了布告:

查原日军翻译高丽浪人石原,认敌作父,为鬼作伥,烧杀抢掠,罪大恶极。四月十一日该犯在进城途中为我抓获。对其罪行供认不讳。抗日政府依中国人民要求,判处死刑,验明正身,当即执行!

警告伪军政人员,认清形势,弃旧图新,立功赎罪,既往不咎;执迷不悟,死路一条。尔等所作所为,我军皆有记录。好事加红点,坏事涂黑点。清算功过,区别对待。对顽固不化者,坚决严惩不贷!特别警告刘双喜、杨树林、杨东河等铁杆汉奸。尔辈罪大恶极,只有黑点,尚无红点。再不幡然悔改,石原就是你们的榜样。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第八路军鲁北武工队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

夏历四月十一日

(邓智广文章中引的就是这份布告,但时间写作1943年4月11日)

对如何行动,很费了点时间研究。

从马腰坞到城里,四十五华里,沿途有三个据点。距马腰坞八里是陈庄据点,这个据点较小。再过十里,是何家寺。这是个大据点,住有一中队日本兵和一大队伪军。再往前距城内和铁路较近,敌人调动方便,就只在距何家寺十五里地的鸡鸣寺设有一个据点。

从地理形势看,埋伏在何家寺与鸡鸣寺之间为好,距两边敌人都远,敌人听到枪声一时也辨不明方位,赶来也要费时间;从时间上看,在马腰坞与陈庄之间有利,牛车走到这里天还不亮,到何家寺天就亮了,白天行动有诸多不便。可是陈庄距两边据点都近,枪一响敌人短时间内就会赶到。

再三斟酌,选定了何家寺与鸡鸣寺之间。那段路中间有座废砖窑,距公路只有几十米,窑虽塌了顶,但四壁完好,便于部队隐蔽。如果能把石原活捉,拉进窑里用“背死狗”的办法处死,十五里外的据点,会毫无察觉。

尚武走后,邓智广找房东要了点麻花咸菜,把两个锅盔送进肚子,心满意足,躺在炕上睡起晌觉来了。直到尚武回来,他还没醒。

“快起来,快起来!”尚武拍着他的屁股把他叫醒。命他跑步到小学校去找魏校长,叫校长带墨盒、毛笔和十张粉连纸来。

校长带着这些来后,尚武跟校长又推敲了一阵布告文字,就请校长往纸上誊写。校长说:“正式发布布告,是要盖大印的。没有印不够严肃。”尚武说:“别说没人会刻,有人也来不及呀。”校长想了想说:“小邓,你到学校取我的印盒,半路上到陈拐子家要两块豆腐干!回头我再给钱!”

邓智广说:“三个人两块豆腐干昨吃法?要请客你就多买点。”

校长说:“他那豆腐干都长了绿毛,两块足够。”

邓智广把印盒、豆腐干取来,校长已写完布告,正晾在地上和尚武两人欣赏。他自己评判,哪几个字写得好,好在什么地方;哪几个字不行,又为啥不行。小邓把豆腐干交给他,他先用水洗了洗,用笔在上边写了几个反字,找房东要了把修脚刀,埋头刻了起来。一边刻一边把刻下的碎块放进嘴里嚼着。没多大工夫刻完,又往豆腐干上抹上印泥,把布告平摆在桌上,一个个按上了印。印文是“第八路军武工队”,有的字没印好,又洗净毛笔,沾着印泥描了一遍,远远看去,蛮像那么回事。

尚武和邓智广半夜就揣着布告,提着糨糊来到了武工队驻地。武工队正在陆队长指挥下熬地瓜粥。三更天开饭,吃了饭起程。

天亮之前,武工队顺利到达破窑。留一个人在窑顶放暗哨,其他的人都隐避在窑内。

这窑已经废弃了有百年,除去放羊的孩子躲在这里歇脚,偷来青玉米、嫩毛豆在这烧着吃,平时没人进来。窑里一股羊粪味。刚坐下,有人觉得屁股底下有什么东西活动,抬起身一看,大叫了声“俺娘啊!”队长压低声说:“喊什么?注意安全!”那人指指说:“你看哪!”大家一看,竟是条蛇!这一来都吓得抬起身来看自己的座下。陆队长抡起枪托一下把蛇砸死,说道:“不就是个长虫吗?值得吓成这样,还抗日呢!”

队长就宣布了一条纪律,不许聊天说话,出了天大的事,没有命令也不准到窑外去。

邓智广怕蛇,更怕不许说话。他就跟尚武说:“天亮之后,进城的车不止一起。得有个认识高丽棒子的人在外边盯着,免得弄错或是把他放跑了。”尚武说:“看来就得你去,你见石原次数多,有把握。”跟武工队长商量一下,派邓智广到路边去放游动哨。叫他迎在车来的方向,不超过一二里地,跟窑顶上的哨兵保持联系。联系方法是挥动头上的白手巾。接到命令如同得到大赦,邓智广探头看看外边没人,就钻出窑门,往东走去,临走摇摇手巾跟窑顶上的哨兵打了个招呼。

这窑正处在转弯处,公路从东边过来,到窑前转个慢弯向南拐去。在窑东边一里多地处路边有座石牌坊,本为表彰一位节妇而立。义和团起事,本县是发源地之一,一度成了设坛之地。义和团失败,这牌坊也被砸碎。但留下了石基和底座,成了来往行人歇脚之地。邓智广为了窑上哨兵容易分辨,选在这里停下,靠在石座上装作路人休息。

太平年月,这条由东乡通往城里要道是行人车辆不断的。如今却冷冷清清,天已大亮,才零零星星有几帮人和车经过。先是从东边来了两辆牛车,小邓算了下时间,不像是从马腰坞来的,马腰坞来的车这时至多才到何家寺,走近了赶车的打招呼说:“要跟车进城吗?上来吧。”小邓忙说:“谢谢。我还等俺奶(当地人管妈称作奶)。你是那村的车啊?”赶车的说是鸡鸣店的。小邓目送他们走过,朝窑上拿手巾画了个圈。

又过了约半个时辰,从城里方向驶来了一辆支了棚子的牛车。车两边各有一个骑自行车背马枪的人。右边那个戴鬼子帽,穿协和服,脚上一双日本胶鞋,左边那个穿中式短打。邓智广心想,车里是个汉奸头目,有两个护卫,面对他而来,不便再用毛巾发信号,只好站到公路上装着看稀罕来引起窑上哨兵注意。哨兵还没注意,驴车已接近废窑。右边骑车的朝窑看看,跨下车来,把自行车往路边一放,就朝窑跑去。邓智广瞪大眼看着,惟恐出事。只见那骑车的走近窑边,解开裤子,回头朝车上一笑。车左骑车的汉奸就叫:“别捏着半拉了,车上的姑娘谁没见过?”从车里传出一阵浪笑,有个女人喊道:“小心点,别受了风,相好的还等着你拉铺呢!”那汉奸听了格格一笑,转身朝驴车撒起尿来,一边尿一边喊:“好,那就便宜你们一回,我不收盘钱,白看了。”车上又嘻嘻哈哈笑了起来。女人从车里探出头来说:“可惜你多长了四两肉,要不这平康里就没别人的生意做了!”那人撒完尿赶回路边。骑上车又追到驴车边,邓智广这才把悬起的心放下。驴车已走过废窑。看得清楚了,车里坐的是几个脸涂得像冬瓜着霜、嘴抹得像刚吃了死孩子、穿红着绿的女人。一边嗑着瓜子一边故意放声浪笑。原来是城东关平康里的窑姐儿,照例在伪军们关饷之后,到几个大据点去“出张”。车子走近了石牌坊,车上有个女人自问自答的唱小调,是被刘双喜包过身子的翠玉。她唱道:“初一十一二十一,赶着个毛驴去赶集,捎带着作生意,一个呀得儿崴得崴,捎带着作生意。”“大嫂子,你作的什么生意呀?”“葱丝儿姜丝儿牛肉丝儿,香油酱油合馅子儿,卖的是肉包子儿!”她还没自问,那刚撒完尿的汉奸就抢着接上唱:“要吃菜来白菜心儿,要干那事儿干大妮儿,又白又顺心儿……”

翠玉笑骂了声:“这个私孩子!”

邓智广认出这穿和服撒尿的是朱强治。心里有点奇怪。昨天在集上,刘双喜在给石原捡礼物,他在后边看热闹。啥时进了城?

朱强治见小邓坐在石阶上歇脚,上下打量一会,就下了车走到他面前凶恶地问道:“你在这儿干什么?”

邓智广说:“我干什么,碍着你牙疼?”

朱强治把枪一端叫道:“我在马腰坞据点里见过你,你是不是八路的探子?”

邓智广说;“我在马腰坞也见过你,你是谁的探子?”

这时骑车走在后边的伪军赶了上来,是昨天提筐的那个范舍成。范舍成冲翠玉使了个眼色,那妓女探出头叫道:“这不是孙少爷吗,你咋在这里?邓区长老人家可好?”

朱强治愣了下神,问那妓女:“他是你哪门子的少爷?”

翠玉说:“他是邓区长的孙子,刘班长到邓区长那里打牌,我在区部见过。”

朱强治收起枪,斜了邓智广一眼,不屑的一笑说:“小子,以后别炸翅儿了,那位区长下台了,没听说过啥叫四大蔫吗?”扭身骑上车又扯着嗓子唱起来:“没风的帆,霜打的烟,出了厩的**卸任的官……”

翠玉就朝邓智广撇了下嘴。邓智广本来对这些下流女人有种生理上的反感,自上次执行任务时得到其中一个姑娘的帮助,改变了看法。(在《据点》中作过介绍)知道她们虽操贱业,其中仍不乏有良心的好人。为表示谢意,他冲翠玉点点头说:“这是去马腰坞啊?”范舍成抢着回答说:“刘班长的人,不上马腰坞上哪儿?”邓智广说:“噢,你们是进城接翠玉姑娘!”范舍成说:“我们给翻译官运东西去的。翠玉要搭车来看望刘班长,朱宪兵愿意为姑娘们保驾,就凑到一堆了。”朱强治已骑车走出好远,听到这话又扭转头说:“苍蝇不叮没缝的蛋,小子,长大了你就知道泡娘们儿的甜头了。”翠玉小声说:“叮你娘的蛋走吧!”邓智广装作平静地问道:“这么说石原翻译官也进城了?”范舍成说:“没有,班长送的东西太多,他带不了,我们昨天先给他运了去。他今天跟着送果子的车进城,估计到前边就会碰到他。”

邓智广听了把心才放下,又坐在石阶上休息。

太阳升高了,天气也热了,公路上再也没出现车辆。

窑里的人有点不耐烦,半夜吃的饭,天亮后内急,只能在窑里腾出个角落解决。气味噎人,人们只好不断地抽烟。烟抽够了,肚子又空了。饿劲比内急还难忍。人们不断地朝上望放哨的人。放哨的也饿,就发信号向邓智广催问。邓一次次使他们失望。最后武工队长都怀疑地问起尚武来:“你们的情报确实吗?有没有听错?”尚武说:“我干了这么久,还没听错过一回。”

慢慢地从窑顶照进了日光,闷热起来,人们解开衣扣,不断地擦汗骂街:“这个高丽棒子,临死都不留好念想!等着吧,老子把你肚子也掏空!”

快晌午时,哨兵看到了邓智广发出的信号。长吁了口气,对下边小声说:“准备,目标出现了。”

人们精神抖擞,两眼发起光来。有提枪的,有拔刀的。武工队长嘱咐说:“没有命令不准开枪,把小子架进窑里,拿绳子背死狗!”

等了一会儿,武工队长问哨兵:“走到哪儿啦?”

哨兵说:“牛车走到邓智广面前,被邓拦住,正在一问一答的对话呢。”

武工队长说:“对他娘的蛋,还不快放过来,等他有了觉醒,跳下车跑了才叫麻烦!”

哨兵说:“行了,车放过来了。”

武工队长说:“准备战斗!”

哨兵在窑顶上却又说:“慢点,小邓发来信号,说目标不在车上。”

这时已听到牛车吱吱扭扭的声音。陆队长忍不住,回头对尚武说:“咱俩出去看个究竟!”弯腰钻出窑门,这时牛车正转过弯来。果然没有那个高丽棒子!赶车的是马腰坞农民,认得尚武。就自动停下车跟尚武打招呼。尚武问:“你们啥时起身,这么晚才到这里,到城里不天黑了?”车把式说:“操他娘,那个翻译官说好叫俺等他,俺不敢不等啊!谁知他个龟孙说了不算,俺等到天大亮,还没影儿,这才赶车上路!”

尚武问:“那小子不进城了?”

车把式说:“谁知道呢?他住在鬼子炮楼里,咱也不敢去问!”

尚武只好放车过去,嘱咐说:“别跟人说在这里碰上了俺们!”

车把式说:“这不用嘱咐!”

尚武和队长退回窑内,窑里的人听见外边的话全泄了气。队长拉长了脸说:“没说的,赶紧退回去吃饭吧。现在可是白天,要分散隐蔽行动,先退到南边道沟里,绕开据点,路上不要进村找吃的。回到驻地再说。”

尚武把已经拿出展平、准备张贴出去的布告又叠起揣进怀里,小邓不在,只得自己提起糨糊罐打道回营。

队伍分成了几组,每组三两个人,拉开距离,顺着庄稼垄沟离开公路,往驻地退去。

邓智广追了过来,从尚武手中接过糨糊罐。尚武说:“咱们不要跟着他们走了,往马腰坞方向走,找机会打听一下,到底出了什么差错。”

尚武跟武工队长打了个招呼,武工队长说:“我们今天隐蔽在驻地不动,有什么情况尽快来告诉我。”

尚武跟邓智广扭身越过公路,朝东北方向走。他们刚离开,武工队的人就小声发起牢骚来:“敌工科的人都是吃干饭的!”“敌工业务,三大任务,行军背包袱,驻军晒被窝,混进据点卖豆腐!”

尚武二人没听见这些话,听见也顾不上生气。眼看到手的罪犯,怎么叫他溜了呢?

再着急也要吃饭。走到何家寺西北的李家楼子,找到村北一家堡垒户,是位孤老头子。老头看见他俩进院,叫声“娘唉!”赶紧拴上了院门,把他们请进屋里。问他俩从哪里来?尚武说:“刚从东乡过来。饿极了,找你弄点吃的。”院子里种着几颗蒜,蒜刚长出半尺高的薹,老头烤了两个高粱饼子,拔了几颗蒜薹,从坛里舀出一勺酱,一边让他们坐在炕头上吃,一边打听近来的情况。尚武说:“情况大好,过两天你就可以看到动静!”

正说着,嗵嗵嗵嗵!一阵砸门声,来得急砸得紧。尚武赶紧拔出枪,示意老头出去看动静,作手势叫小邓顺炕沿趴下。听见老头气哼哼地问道:“谁呀,火燎眉毛似的,报丧呀!”

吱的一声开了门。一个慢条斯理的声音说:“就是来报丧的!”

接着又听见“哦、哦、嘁、嘁!”吆喝驴声。听见把驴拴在院中树上。尚武从窗户纸破口处向外瞧了一眼,只看到个背影,觉得此人很熟,一时还没认出是谁。只听那人朝地上看了看脚印道:“我猜着你家来客人了!”

尚武赶紧把枪栓握紧。

老头回答说:“你不就是赶集口渴了,来喝口不花钱的茶水吗?有客没客碍着你牙疼!”

那人听了一笑,说道:“今天我是专门来会客的!”

来人转过头往屋里走时,尚武那颗提到嗓子眼的心就放下了。来的是刘四爷。

刘四爷进了屋,见到尚武和智广,仿佛胸有成竹,毫不意外。跟他俩点头招呼了一下,看了看桌上的饼子、蒜薹说:“你们吃够了?有剩下的没有?我还扛着刀呢!”

房东老头去拿饼子。刘四爷拦住说:“俺不啃你那干巴红粱饼子,给我沏壶酽茶就行,再□点酱来。”说着在炕沿上坐下,放下褡裢,从里边掏出几个火烧,拿起一根蒜薹抹了酱,一边嚼一边指着火烧对尚武和小邓说:“你们再吃一个,我这有富余。买的时候就算上你俩了。”

尚武笑道:“刘老四,你又装神弄鬼,葫芦是啥药快倒出来吧!”

刘四爷说:“别急,等我填填肚子再说。”

邓智广说:“你倒是不急,你一个口信,害得俺多少人起五更爬半夜,饿着肚子蹲路边,结果扑了场空!你快说,是不是你把口信传错了?”

刘四爷摇摇头,想说话却叫烧饼给噎住了,又抻脖子又瞪眼,拿手一个劲捋脖子,脸都憋红了。尚武赶紧给他递过碗水,他猛喝一口,这才喘过气来。两个眼睛直流泪。

邓智广说:“俺八路军不吃群众东西,你急啥哩,又没人抢你的!”

刘四爷说:“为了找你俩,我连早饭都没吃,是饿急的。幸亏是我,要别人上哪找你们去!我算着计划落了空你俩得从这条路往马腰坞赶,这一路除了这里没有别的地方打尖……”

尚武说:“如今情况紧急,您就挑要紧的说吧。谁叫你来找我们的?”

刘四爷说:“宋明通。”

“有啥急事?”

“叫你们不要等那个臭高丽了,有麻烦了。”

“有啥麻烦?”

“他死了!”

此话一落地,全屋的都瞪着眼定在那里。刘四爷却就着蒜薹大口大口啃烧饼。

尚武喝了口茶,使自己镇静一下,问道:“怎么死的?他死了还有啥麻烦?”

刘四爷看了一眼正在听得出神的房东说:“老头,学点抗日的规矩,我们谈机密情况,你回避点儿!”

老头瞪了他一眼:“我们抗日,你给包税的当小跑儿,还有你教训我的份儿?看在同志的面上我放个哨去倒是真的!”

老头出了屋,刘四爷把屋门关上,这才放低嗓子细说根由:——

小邓子,你吃完驴肉,带着我给你的锅盔一离开,我正打算收摊赶到何家寺来,刘双喜领着高丽棒子进来了。刘双喜一看见我就说:“当家子,发财呀!”我说:“跑个腿,当碎催,混口干粮呗,多谢当家子照顾了。”刘双喜说:“这话就远了,一笔写不出两个刘字,有我在此,马腰坞的河水随你蹬。”我说:“那是。咱当家子一跺脚马腰坞四角乱颤,当家子升官我沾光,当家子吃菜我喝汤么!”刘双喜说:“你别跟我油嘴滑舌,今天给石原翻译官送行,你得破破财,以后有翻译官给你长脸,比我可又有用多了。”我说:“哟?我怎么还有这一步运哪,请翻译官喝酒?人家什么爵位,能喝我的酒,那不掉身份吗!”我心想高丽棒子推让,我就顺水推舟,脚底下抹油,谁知那小子还挺实成,马上说:“别人的酒我不喝,刘班长跟我算莫逆之交,班长本家请客,这个情我是要领的!”

嘿,人们管和尚叫“吃八方”,我给庙里看牲口,和尚管我饭,大悲寺的主持就拿我开涮说:“刘四爷,你连和尚都吃,可算吃九方。”没想到还有人要吃我!好,这个空子咱不拉,马上我就叫跑堂的过来,先拌个凉菜,要来酒喝着,就催他们炒菜。刘双喜拿着我的钱送人情,一个劲地为高丽劝酒。高丽说:“皇军不许下边人在外边吃饭喝酒,喝了酒脸上挂幌子,回去不好交代!”刘双喜说:“你不是请假了吗?”高丽把嘴凑到刘双喜耳朵边说:“这请假的事可不能外传噢!不辞而别,怕你骂我不够朋友,可这一来就泄密了。”刘双喜说:“交朋友,就讲个义气。”高丽笑眯眯地说:“带那么些东西进城,太君看见要起疑的!”双喜说:“我现在就派人给你送进城去,明天你空身一人,利利索索。”高丽说:“明天进城有没有顺路的车,叫我搭坐。”刘双喜说:“这好办,我派车停在南门外等你,你早点去,不管谁的车,你见着就上。只要停在南门外,就是我派去等你的。”高丽拉住他手压低声音说:“你够朋友!我也要对得起你,我女人带来的货有你一半。”刘双喜随即给我使个眼色说道:“当家子,这酒不行啊,换好的!”我正琢磨怎么出这口气,叫他们白吃我一顿,钱花得起这人丢不起。既然刘双喜自己不喝,光灌高丽,我就到后边找到小跑堂的,塞给他两角钱说:“你弄点鸽子粪捏碎搅进酒里去,给我送上来。”

我回到桌前,那两人正在咬耳朵,桌上放着张白纸,刘双喜拿着根钢笔往石原手中塞。一见我走来,他把手停住了。我装作毫无察觉,只说:“换了好酒,正温着,马上就来。”

我看出来刘双喜灌他有目的,为了不叫他起疑心,掺了鸽粪的酒送来后,我说:“翻译官,我还没结账,就不陪了。我敬一套酒告罪吧。”我把一个小茶碗,一个玻璃杯,一个小酒盅,全都倒满。先把小酒盅敬给石原。石原一仰脖喝光了。又拿起小茶碗敬他。石原说:“这酒好厉害!这碗喝不下了。”我说:“只敬一杯酒是咒人无依无靠,您可不能给我这个罪名。”刘双喜帮腔说:“我这当家子别看没官职,在地方上可是有名有姓的,你不能不赏脸。”石原憋住气把这碗酒也喝进去。酒一入肚,眼神就发直了。我把玻璃杯又举了起来。石原光摆手,嘴不大听使唤。刘双喜接过杯来送到石原嘴边说:“连升三级,三羊开泰,这一杯是非喝不可的。”

刘双喜连劝带灌把一玻璃杯鸽粪酒也灌进高丽人肚中。对我说:“一笔写不出两个刘字,以后有为难的事,只管找我!你忙,我就不留你了。”说到这里,邓智广打断说:“石原喝完酒,他俩才要说体己话,你怎能躲开呢?”

刘四爷说:“小子,别看你是个抗日军,干这个还差远着呢!我刘四能拉这个空子?”

刘四爷喝口水,故意沉吟片刻,又接着说下去——

我走到柜前大声跟掌柜说:“他二位要什么尽管上。别给我得罪了朋友。”到了后院我又塞给跑堂的一块联合票,嘱咐他仔细听着,他俩说什么回头告诉我。

我退到税务所有半顿饭工夫,小跑堂来告诉我那两人走了。刘双喜先走,回土围子了。高丽人刚出门。我问他们说什么了?跑堂的说:“刘双喜叫高丽人给他娘们写了封信,叫她把货交给今天送东西的人带回来。”我问他:“什么货你听清了吗?”跑堂说:“他俩没提那货的名字。”我问:“信上也没写?你就没找机会偷看一眼。”跑堂地说:“我偷看了,我就认识几个中国字,可那上边有一半写的是日本字。”

我赶到门外观望,只见石原离拉歪邪往前蹭,没往炮楼走,却往西,奔乡公所方向去了。

本来我要赶到何家寺过夜,这一耽误,天晚了,我只好在我那税务所凑合过一宿。这一来又给自己找了个苦差事,从后半夜就骑这驴串四乡,像讨换药引子似的到处找你俩……

邓智广实在耐不住了,就拦住说:“我的爷爷,俺急着听的是那高丽棒子怎么死的,你说了半天,还没点到题上!”

刘四爷说:“那事没啥好说的,他叫人给砸死了!”

尚武忙问:“怎么说?谁把他砸死的?”

刘四爷说他睡到半夜,有人悄没声的从外边端他的门。刘四爷以为是小偷来偷税钱,拿了个锹把躲在门后,准备他一探头就给他一悄闷棍。门外的人听屋里有了动静,就小声说:“四爷,快开门,是我。”

刘四爷打开门,宋明通浑身哆嗦着走了进来。刘四爷问:“你这是怎么啦?”宋明通说:“石原给人杀了。你快送个信给尚武,叫那边的人别再白费工夫。”

刘四爷问详细经过,宋明通说,那高丽棒子喝醉了酒,红头涨脸,晃晃悠悠地忽然跑进了乡公所,嚷嚷说:“乡长呢?乡长呢?”宋明通和大楞正把包装好的东西往门口抬,准备朱强治随时来取。见高丽进来,连忙招呼:“翻译官,屋里坐。”石原歪歪咧咧进了屋,往桌旁一坐就喊:“我渴死了,快叫人给我切西瓜。”从他一进来,大楞两眼就直盯着他,这时接话茬说:“你要的倒稀罕,刚打春,哪去弄西瓜?”石原把桌子一拍说:“八格牙路,院中缸盖上就放个西瓜,你以为我没看见?”大楞回身从门外搬来一个圆球似的东西问:“你说的是这个?”石原点点头。宋明通笑着对高丽说:“翻译官,你喝醉了,这是西瓜吗?这是石头球!修炮楼时平了翰林墓,墓地上有一对石狮子,这是狮子爪下那个球。我捡来压咸菜缸用的。这么硬你啃得动吗?”石原一看,发现确是自己看走眼,便耍蛮说:“刚才看见的不是这个,你们换了。算了算了,你们不给我也不吃了,给我沏点茶吧,有烟拿一盒来。”宋明通吩咐大楞赶紧烧水沏茶,他掏出烟来递给石原。石原接过一看,扔在了地下:“趵突泉?你们给皇军送老刀、大前门,就给我这个?朝鲜人是大日本国民,我也是皇军。你敢看不起我?”宋明通说:“翻译官,我哪敢看不起你,给据点的好烟送完了,这是我抽的。你别生气,我给你买大前门去。”

这时朱强治骑着车来了。宋明通怕他进屋看见石原在场,那样明天一出事他就要担嫌疑,也不请他进屋坐,就替他往车上装东西。正好朱强治急着跟踪剿共班送礼物进城的人,把东西绑好,蹬上车就飞似的追往公路。

宋明通嘱咐大楞把茶快沏上。大楞瞧着屋里问:“这就是害死我爹的那个高丽棒子?”宋明通心中有事,顾不上多想,点点头就匆匆跑出去了。

宋明通想快点把他应付走,买了烟后,就大步赶回,一进乡公所的门就喊:“翻译官,烟买回来了,不是前门,是三炮台!”

屋里没人答应。进屋后只见大楞站在地当中两手发抖,高丽棒子下身坐在椅上,上身伏在桌面,脑袋已成烂柿子,那块被他看成西瓜的石头球落在他脚下,上面沾满鲜血,倒真像流出来的西瓜汁。

宋明通大惊。大楞一步奔到宋明通面前,扑通跪下叫道:“大叔,我报了仇,可给你惹下祸,你绑起我送据点吧,我动手时就没打算再活!”

宋明通狠狠踢了大楞一脚,骂道:“混蛋玩意儿!这么大事也不跟我商量一声。你一家就换他一条命够本吗?”

大愣说:“你出门时我还没打这个主意呢。我送茶进来,这一私孩子趴在桌上睡着了。我站在一边越看越火,不由自己地就捡起石头球砸了他一下,谁知道这熊包脑袋这么不经砸,一下就碎了壳!事已做下了,你说咋办就咋办吧!”

宋明通说:“娘个蛋的,咋办?不快把他收拾了,你跪在那里等雷呀!”

“这咋收拾法,我没干过。”

“我干过呀,快拿个破口袋把他脑袋包上,背到后院埋进地瓜窖里,上边码上地瓜!快!”

大楞按他的吩咐,背走了高丽的尸首,宋明通把砸碎的壶碗收拾起扔进粪坑,把高丽的皮包打开,翻了翻见没什么有用的东西,就塞进炕洞点把火烧了。弄来一桶水,把桌子边同石球都洗干净,拿铁锹把留有血迹的地面翻过来,重新垫上点干土,踩实。把石头球扔进咸菜缸里,心说:“反正这缸菜我是不吃了,别人吃我还不能拦,就叫他们尝鲜吧!”干完来到后院,顺梯子下到地瓜窖,见大楞把地瓜挪开,坑已挖好,脱光的膀子像淋过雨一样都是汗水。他就帮着把高丽扔进坑内,窖里容不开两人填土,他说:“埋上土把地瓜在原地码好,快点出来,我还要去办事。”

宋明通回到前屋,把给高丽买的烟狠狠抽了两根,觉得大楞这件事办得也不错,省了大伙的事。只是得快些给自己人送个信,叫他们别再瞎忙,并请示下一步该怎么了局,便去看看刘四爷走了没有……

邓智广听完开心地大笑,说道:“这好哇,揪心挂肚的难题,不用咱们动手就解决了!”

刘四爷说:“好什么,要给马腰坞老百姓带来场大灾难。鬼子一发现石原无故失踪,就会在附近各村大搜捕。说不准有人看见石原最后露面是进了乡公所,恰好石原在乡公所时,宪兵队的朱强治来取过粮食!宋明通怕暴露,请示是否可以立即撤出马腰坞。他如果走了,杨东河与我之间可就没有了联系人,整个马腰坞的地下工作网就全垮了……”

尚武仰起头看着房梁沉思,刘四爷和邓智广都不出声打扰他。过了足有半袋烟工夫,尚武站起来对刘四爷说:“您马上回到马腰坞,叫宋明通沉住气,别露声色。晚上在西南角坟地跟我见面。没办法,辛苦您了。”刘四爷说:“我不是中国人怎么的?”

刘四爷走后,尚武和邓智广马上去了武工队。

陆队长一见尚武便问:“怎么没回自己驻地,到这儿来了?”尚武说:“有了新情况。”陆队长问:“高丽棒子又在公路上出现了?”尚武说:“他没出现,咱得假装他出现过。”就跟队长介绍了事情原委,又谈了他的应变计划。陆队长听完却笑道:“革命军人最忌谎报成绩,你是给俺出坏道道儿啊!”尚武说:“向马克思起誓,有了功算你们的,有了错是敌工科的。”说着把怀揣的布告又拿出来,分了几张给陆队长说:“来吧,命里注定,该谁贴还得谁贴。另外请给我找两双被服厂发的鞋。”

陆队长吩咐人找来两双部队发的军鞋。尚武在脚上比试一下说:“我这双可以穿,小邓那双太大了,能不能找双小的。”陆队长说:“俺武工队里没这么小的战士,塞点棉花,将就穿吧。人家赤着脚还过雪山穿草地呢,这么点困难都不能克服,你们敌工科的人也太娇气!”

尚武拿了鞋,说声再见,两人回自己驻地去。

武工队下达任务:“天黑后分散行动。三班到后李家找敌工科尚科长,听他指挥。一班二班公路上去,每人脚上穿一双老乡做的鞋,带一双被服厂做的军鞋。到公路前穿家做鞋,上了公路旁换军鞋。一班从何家寺往鸡鸣寺走,二班从马腰坞村南往何家寺走。不出声响,暗地使劲,要步步留下脚印。走到目的地,各贴一张布告,鸡鸣寺贴到离据点近的墙上,何家专贴在村口。贴完布告再穿着军鞋往城南方和城北方向各走四五里地,换上家做鞋,分散回驻地。”

天公作美,过午下起场小雨。

尚武睡了个晌觉,醒来对邓智广说:“今晚上咱俩要分散活动。你带着布告糨糊,到西南角坟地跟宋明通会合。听到枪响,找显眼的地方把布告贴上。到了村中大道边换上军鞋,来回多走几趟,你的任务就算完成。”

交代完没事干了,尚武又吹他的口琴。邓智广就找房东大娘帮他缝鞋,大娘看看说:“我的个儿,衣不大寸,鞋不大分,这鞋再缝你也穿不得。我看谁家孩子跟你脚合适,先借一双来,改日我做了还他。”邓智广说:“大娘,你就先给我缝上凑合着穿,改日你给我做了新鞋我再换下来,就别找人借了。”大娘给他拿麻线狠缝了一截,鞋尖上填了些烂棉花。

掌灯时分,尚武带着武工队出村奔北。邓智广手提着浆糊,揣着布告出村往西。临分手尚武补充了一句:“碰到临时情况,相机处理,安全为上,别搞自由主义。”

邓智广走到和宋明通见面的那块坟地,击掌为号。刚拍了两巴掌,从坟地就飞过一团泥巴来,正落在他头上,连泥带水溅了他一脸。他忙着用袖子擦,没顾上回话,又一团泥巴扔了过来。邓智广骂道:“行了,我都睁不开眼了。”宋明通就问:“是小邓吗?”邓智广说:“要是老尚你敢这么砸他!”宋明通问尚武怎么没来,邓智广学着尚武的口气说:“咱们的工作有纪律;我没说的你不用问。”就交代了贴布告的任务。宋明通说:“我把大楞也带来了,叫他也参加行不行?干完你把他带去参军。”邓智广灵机一动,就把腰上别着的那双大鞋拿出来:“咱俩贴布告,你叫他穿着这双鞋在大道上来回的走。”

宋明通叫来大楞,鞋交给了他,说明了任务。

大楞接过鞋穿一下试试,说:“这么小,我咋穿得进去?”

邓智广把鞋拿过来,用力一拉,扯断了缝在后边的线说:“你再试试。”大楞强忍着穿进去了,可是挤得脚疼。邓智广用尚武跟他说话的口气说:“穿不上就趿拉着,也要完成任务。抗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尚武领着武工队员,绕过鬼子炮楼,走到土围子西北。静候了有一顿饭工夫,估计邓智广已经跟宋明通接上了头,就跟武工队长打个招呼,掏出盒子炮,冲土围子连开了三枪。就听见土围子里一片慌乱,伪军们吵吵着登上了围墙,朝北朝西乱开起枪来。日本炮楼摇响了警报器,开了探照灯。有土围子隔着中间,武工队恰好躲在黑影里。

枪声停下,尚武就跳出道沟,站在一棵大树后扯开嗓子叫道:“伪军弟兄们,你们听着,鬼子在太平洋吃了败仗。咱们抗日军就要开始反攻了,要想活命就给自己留条后路,不要再帮日本鬼子烧杀抢掠,坑害百姓。对悔过自新、帮助中**队抗日的,我们给以出路。我们有你们的花名册,干了好事点红点,干坏事点黑点。到时候要算总账。叛徒杨树林、土匪刘双喜、铁杆汉奸杨东河,你们三人名下已经点满黑点,想死想活自己决定……”

尚武喊话时,本来一片寂静。说到这里,土围子南边嘈杂起来。炮楼上的探照灯也转到村里。只听见土围里传出喊声:“把吊桥绳绑紧,谁开围子门,就地枪决!”

鬼子炮楼上转盘机枪朝着村**击起来。

尚武喊声:“不好,可能小邓他们暴露目标了。马上射击,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武工班长下令射击,炮楼上的枪口果然被吸引过来。因为有土围子隔离,机枪射不到,敌人就朝这边打了两发迫击炮。

山崎是个内向的人,受到嘉奖不露喜色,挨了训斥不抱怨。他很少讲话,也从不到士兵住屋去检查。他桌上放着几个不同颜色的竹牌,养着条狗,有事他把个竹牌塞进狗嘴中,那狗就叨着木牌去找勤务兵。黄色牌送茶,白牌送饭,红牌是伍长,灰牌是叫朝鲜人石原。他自己坐桌旁一动不动,一言不发,一支支地抽烟。

他的心被两件事交替占据着:敌情和乡情。

他家住在山口县乡下,草顶住宅建在山坡上,山下是海。水田种了稻,屋后山坡栽柿子树,柿子熟了母亲把它们用细绳穿成一串,挂在屋檐下,下雪时柿子变成了紫褐色,里边的肉金黄,吃起来又软又甜。院左边空地种油菜或大根。他家有一条木船,父亲大部时间在木船上打渔。鱼自有鱼贩子来收。他们不大进城里去,城里人对“乡民”那种不屑的神色使他们感到自卑。中日战争后,海边修了海军油库,建了化工厂。油库漏油,工厂排泄废液,鱼有汽油味和阿摩尼亚味,卖不出好价钱了。为维持生活,哥哥进城去做工,事故中伤了腿。年龄一到,就由他服了兵役。

“保卫帝国的满蒙生命线”,“膺惩暴支”,他经历了许多战斗。战争中表现勇敢,受过许多训,评为优秀。他给部下训话也讲“发扬国威”、“一亿一心”、“圣战到底”、“建设东亚新秩序”,给上下级都留下“思想纯正”的好印象。但他真正的想法是:既为日本国民,就要为天皇效忠。若依自己心愿,他不会离开家乡一步。个人没有选择权,就要逆来顺受。战争是否正义,自己无权考虑。既不要给自己带来耻辱,又要保住性命。他跟中国人没有仇,但为了不被杀就要无情地杀人。

没有侦察到八路军的行踪,只能报告经过多次讨伐,八路军大部被歼,残余力量已从此地转移出境。他受到了上峰的嘉许,但他并不真正相信自己的结论。经验告诉他中国人没这么好对付。短时间内不出现重大敌情就是战绩。近一两个月来,没出现敌情,他的心较多地沉溺乡情中。

晚饭吃的是西红柿汁煮饭,猪肉“天妇罗”和酱汤。这样的饭他已经好久没吃过了。大米粮台领取,副食全向当地索取。这个穷地方没有海货,没有青梅和渍大根。从奉天招雇的伙夫虽算满洲国民,可手艺还是中国的,做的菜油大,盐多。前两天此地新区长上任,从天津买来些“米溲”、“酢”和腌过的“昆布”慰劳皇军,日本炊事兵下手给他做了这顿饭菜,又勾起了他的乡情。门外在下小雨,他想起房后刚长出叶的柿子树、门前的樱花、山下传来的潮汐声……

勤务兵在门外报告说:“宪兵工作队杨树林求见。”

他只注意防守据点,无心过问中国人之间的事,带来****人替他和伪军联络。这两人互挖墙脚,他不制止。谁来告对方的密,他都说:“你表现很好,继续监视他吧!谁好谁坏我心中有数。对效忠皇军的人,我不会辜负他。”

刘双喜粗野残忍,下流无耻,头脑简单,但他肯为你卖力;杨树林有文化,提供不少八路军的内部情报,但他受过赤化教育,有政治头脑,未必没有二心。这两人都可驱使,都不能依靠。杨树林在这个时候来求见,打搅了他思乡的心绪,他有心拒见,便说:“石原不在,没有翻译,如果不是紧急事,改日再说。”

勤务兵说:“他带来个会说日语的人。”

山崎问道:“跟他一块来的,还是发现石原不在,现去找来的?”

勤务兵说:“一块来的。”

他怎会想到带个翻译来?石原请假他只说可以考虑,还并没完全答应,他怎么就有所准备了。这事有点蹊跷,便传令叫杨树林进来。

杨树林穿着件长袍,手拿呢帽,轻脚轻步,笑容可掬,一进门就鞠了个九十度的躬。朱强治穿协和服,戴战斗帽,脚上穿着双日本话叫“靴下”,中文叫“水袜子”的胶鞋。这鞋只有大城市有得卖,在本地山崎还是第一次见有人穿。

山崎问:“带这个年轻人来,有特殊的理由吗?”

朱强治把话原样翻译过去,杨树林回答说:“太君,我带他来当翻译。”

“有石原,我向来不用别的翻译。”

杨树林说:“我怕石原先生不在炮楼里。”

山崎问道:“你怎么知道他不在炮楼里?”

杨树林说:“太君准假叫他进城看太太。外边都在说太君真是仁慈体贴,爱兵如子。”

“你怎么知道的?”

“昨天刘双喜陪石原先生去集上挑礼物,下午派人骑车送往城里。卑人职责所在,不敢大意,派这个年轻人跟踪侦察。他了解到一些事情,叫他向太君报告行吗?”

山崎点了下头,朱强治就结结巴巴地用日语说:剿共班范舍成跟我认识,我说有事要进城,怕一个人不安全,要求与他们同行。范舍成说正好他们办事没有翻译,要我到了城里替他帮忙。进城后在卖毒品的朝鲜人处找到了石原老婆,剿共班的人对她说,石原明天进城,今天先把礼物送来,顺便把一点东西带回马腰坞。说完把石原写的信交给了那个女人。那女人看完信交给剿共班五个避孕套。

山崎问:“避孕套?”

“不是空的,里边装满了***。那女人缝在棉被里,她现从棉被中拆出来的。三件装白色粉末,两件装粉红色粉末。女人说粉红色的是配料。”

“你经手了?”

“没有,翻译完话他们就叫我走,我故意拖延一会,看见那女人正在拆被子,避孕套已露出来了。”

“马鹿野郎广。”山崎小声骂了一句,弄不清是骂朱强治还是骂石原。

杨树林说:“石原老婆带了老海来,刘双喜替他包卖,得钱两人均分。我跟刘都是太君带来的人,这样子不给太君作脸,我替他惭愧。”

山崎说:“很好很好,你的情报很重要。谁好谁坏我心里有数。还有别的情报吗……”

“有情报说,城西发现有八路军小股部队在活动。夏津警备队下乡收粮遭到了阻击。”

“噢,密切注意,八胡子如有返回这一带的迹象,迅速报告我!”

“还有件小事,”杨树林笑笑说,“刘双喜包身的那个妓女又来了……”

“只要不带进围子里去,不必管了吧!”

山崎摆摆手表示谈话结束,杨树林赶紧告退。石原在炮楼里,跟雇用的中国伙夫睡在一起,山崎没看过。他问勤务兵:“刘双喜都送了些什么东西给石原,他昨天带回来过吗?”

勤务兵说:“他昨天走后没再回来过,不知刘双喜送了什么。”

山崎听了很奇怪,问道:“他昨天走了就没再回来?他昨天就进城了?”

“昨天收吊桥时,哨兵还问伍长,要不要等石原回来再收。伍长说,一个朝鲜人,不按时回营,还要等吗?”

我只说可以考虑批准请假,竟敢昨天就走,太不像话了。勤务兵报告说澡塘水已烧热,山崎拿了毛巾去洗澡。洗过澡心情松快些,被打断的恋乡之情又出现了。他命令勤务兵给他送一碟花生来。他存着一瓶清酒,寂寞时就拿出来喝一口。在日本他并不喝酒,现在也不觉得酒好喝,但是喝口清酒就有种故乡近在身边的幻觉。

喝了两口酒,打开留声机,放上一张“荒城之月”,三昧弦弹出低沉感伤的旋律。他闭上眼让心在荒城废墟上感受那凄清孤冷的月色,似醒非醒,似梦非梦地沉醉着……

一阵枪声把他唤回现实世界。哨兵报告西北方向发现敌情。他一边穿军装,拿手枪,一边下令拉警报,开探照灯,全体到炮楼上就位。土围子已经还击。枪声听起来又老又破。捷克式、德国套筒、俄国水连珠,乱七八糟的混成一团!

他赶上炮楼,枪声却停了,传来八路军喊话声。他问道:“为什么不开枪?就叫敌人在那里心理作战?”伍长报告说:“隔着土围子,枪打不到目标。”他命令说:“把声音压下去就是目标!”

清脆的转盘机枪打了一通,喊话声停止了。土围子门前却又嘈嚷起来。他叫人打电话问发生了什么事?杨树林说在外边寻欢的刘双喜来叫围子门,要哨兵给他们放吊桥。哨兵不敢放,怕里边有八路军。刘双喜跳着脚大骂。山崎一字一句地说:“不准放,不要给八路军可乘之机!”

杨树林传达皇军命令,刘双喜不相信,还跳着脚骂。杨树林用电话报告山崎。山崎下令叫朝土围子方向打一梭机枪,但不要瞄准刘双喜,吓吓他就可以。果然,枪响过后,听不见刘双喜的叫骂声了。枪声、喊话都停了,平原上又恢复一片沉寂。士兵们在围墙上警戒,山崎回到屋中坐在椅上抽烟。

他脱了衣服和马靴,穿着马裤和内衣躺在榻榻米上打瞌睡。勤务兵又把他喊醒了。已经天亮,便坐起来问道:“什么事?”

勤务兵说:“马腰坞街上、乡公所门口等地方,发现有敌人贴的布告!”

山崎急忙站起身问:“写了些什么?”

“他们把石原在进城的路上抓住处决了!”

山崎大惊,命令说:“命令警备队全村戒严,保护现场。不许任何人出入马腰坞!”

勤务兵给山崎端来洗脸水。山崎一边洗漱,一边叫伙房提前开饭。洗完脸,还没动筷子,电话铃响了。电话是从何家寺、鸡鸣寺两个据点来的。他们各自据点附近都发现了布告。他们询问石原是否确实不在马腰坞据点中,何时请的假,何时离开的据点?

山崎胡乱吃了两口粥,下令集合,到出事地点检查。他走到炮楼门口,杨树林已带了四个宪兵工作队的喽啰在外边等候。他身边跟着朱强治当翻译。

山崎问:“是谁最先发现布告的?”

杨树林说:“剿共班长刘双喜。”

山崎说:“昨天没有叫他进围子吧?”

杨树林说:“皇军开枪后他就撤离围子门口了。”

山崎问:“今早他巡逻发现了布告?”

杨树林说:“不用巡逻,布告就贴在他住的屋子大门上!”

山崎问:“还有哪里有布告?”

杨树林说:“乡公所门口、大街上都有!”

山崎叫杨树林带他去大街和乡公所,先看布告,后看地下的脚印。到乡公所时,乡公所大门洞开,乡长宋明通被一块毛巾堵着嘴,反绑着双手趴在炕上,手腕已经被绳子磨出血来。杨树林说:“刚才我来检查,发现宋乡长在这里被绑着。因为太君命令一切不要动,我们就没给他松绑!”山崎命令赶快给乡长松绑,并问宋明通昨晚发生了什么事?宋说乡丁都是本村人,晚上回家。只有他和一个叫大楞的是外村人,住在这里。昨晚半夜,他睡得香甜,扑嗵扑嗵两声把他惊醒,有人跳进院子,还没来得及爬起来,屋门被踢开,进来几个人把他按住,先堵了嘴,随后就把他绑上,对他说:“今天给你个警告,要是还执迷不悟,石原就是你的榜样!”把他扔在这里到外边去了。听起来外边有不少人,乱了有一袋烟工夫才散去。他等大楞来给他松绑,直到现在也没见大楞的影子!

山崎说了两句安慰的话:“你为皇军办事,受了委屈,皇军不会亏待你。”

山崎下令叫把布告扯烂。转向刘双喜的外宅去。边走边问:“刘双喜现在在哪里?”

杨树林说:“他回到围子里了,正在剿共班吃早饭!”

山崎怒吼一声:“把他叫来!把剿共班的人全都叫来!”

杨树林领着山崎到了刘双喜那个小院。大门上就贴着八路军的布告。山崎站在布告前看看,又低下头看了看地面上的脚印。杨树林凑近说:“太君,您看这边。”领山崎到小院之内,那里用锅灰圈了几个圈,每个圈里都有一只八路军军鞋的足迹。

杨树林请山崎进屋,屋内炕上衣物被褥乱成堆,枕边扔着保险套,一个裸着上身的女人围着被子缩在炕角,满脸是泪水,浑身颤抖,用惊恐的眼睛看着进来的人,吓得麻木了。杨树林叫道:“皇军来了,还不滚下来!”那女人像是听不懂,望着山崎叫了声什么,用力撑着身体跪到了炕上,身上围的被子松散开,露出光溜溜的**。山崎厌恶地摆摆手,叫她先穿好衣服。那女人慌乱中找不到自己衣服,把刘双喜的长袍穿在身上,爬下炕来,颤抖不已。

山崎问她:“昨晚刘班长是跟你在这里过的夜吗?”

女人点点头。

山崎说:“你把你看见的事情说一说,要说实话,撒谎就枪毙。”

女人说:“他跟我干完了事,还缠着我腻烦,要叫我玩个韩信吹箫……”

围在旁边看热闹的宪兵工作队小汉奸们哗的一声都笑了。杨树林大喊一声:“严肃点儿!”又对那女人喊:“说正经的,谁叫你说那些下三烂!”

女人说:“他正使劲按我的头,就听到西北角上一阵枪响,接着有人来砸门……”

山崎问:“砸大门?”

女人说:“不,是砸屋门。一边砸一边喊:班长快跑,来了八路了,外边在打枪!刘双喜把我一推,提上裤子跳下坑就跑。我喊:你带上我呀!他说:上边不许你进围子,你就在这趴着吧。八路来了也不会把你咋的……”

山崎问:“来喊他的是谁?”

杨树林喊了声:“把他带进来。”

两个宪兵工作队的人把范舍成带了进来,范舍成一身污泥,又脏又臭。嘴已经被宪兵队的人打流血了。

山崎问:“他是什么人?”

杨树林说:“他是刘双喜的跟班儿。”

山崎问范舍成:“昨晚你从哪里跑到这儿砸门的?”

范舍成指指院中小草屋说:“从那儿。班长叫我在那儿保护他!”

山崎问:“谁叫你来报信?”

范舍成说:“班长给过我命令,叫我别睡得太死,有个风吹草动就来喊他。我听见西北角上响枪,又仿佛听到南街上有脚步声,就赶紧来叫他。他起来后就带着我去围子门口,叫人放吊桥。里边不放,刘班长骂起来。这时杨队长就传达了皇军的命令,说不准我们进围子。刘班长说这是杨树林假传圣旨,继续叫骂。皇军朝我们开枪了,刘班长就带着我往那边小土地庙后边跑。”

山崎问:“你们为什么不回这屋里来?”

范舍成说:“他说怕八路军找到这里,认出他来。”

山崎问:“他就扔下这女人不管了?”

范舍成说:“跑到半路他叫我回到这里来照顾翠玉。我不敢来,他抬腿就踢了我一脚,旁边是个猪圈,我一趔趄掉进猪圈去了。刚才宪兵队发现了我,把我从猪圈里吊上来押到这儿的。”

山崎问:“你看没看见八路军?”

范舍成说:“我在猪圈里什么也看不见,可是听见脚步声了。从南边来的,到这边转了一圈又往西边去了。”

那女人哭着说:“他们都跑了,就把我一个人扔给八路军……”

山崎问:“这么说,你见到八路了?”

女人说:“他们进了屋子,我能没见到吗?”

山崎问:“你看见了几个?”

女人说:“没看清。刘班长一走,我就吓得蒙着被子趴在炕上没敢探出头来。后来听见一阵脚步响,忽忽拉拉进来许多人。有人划了根洋火,往炕上一照说,刘双喜,起来!再装蒜就开枪了。我说我不是刘双喜,我是平康里的姑娘。我掀开被子叫他们察看,谁知道他们没见过女人身子,刚掀了一半,吓得尖叫了一声赶紧又把我捂上了。他们问:刘双喜呢?我说:他跑了。他们问:跑到哪儿去了?我说:我连被窝都没出,谁知他跑到哪儿去……”

刘双喜在门外喊道:“报告,刘双喜奉命来到!”

剿共班列队站在大门外,刘双喜立正站在屋门口,两眼浮肿,一脸晦气。山崎一言不发,走到刘双喜面前,突然大吼一声,左右开弓打了刘双喜十几个嘴巴。打一掌刘双喜一晃身,然后又立正站好,腆起脸迎接下一掌。

打完下令说:“把刘双喜押到皇军队部去!剿共班全体到警备队操场集合。”

杨树林走近他身边,小声问:“您看,这两人怎么处理?”

山崎说:“噢,那个女人就放她回去吧,范舍成先交给你带回剿共班看守。你叫那个青年人给我来临时作一下翻译。”

杨树林叫翠玉穿好衣裳,赶快回城。留下一个人放哨,把范舍成绑起来带回土围子。

土围子里分成两个大区。一半是杨树林、刘双喜、杨东河等杂牌军,他们各自占据着一个农家小院;另一半是一个大庄院,全部由县警备队占据。县警备队由伪县长任大队长,统一调动,自成系统,跟这些杂牌伪军不相往来。

警备队在操场四周架起机枪警戒。来了四个日本兵端着刺刀把守入口,剿共班进操场前先把枪摘下堆在一起,放在日本兵面前。进到操场排成两列横队,立正站好。山崎命令把那堆枪送往日本炮楼,然后走到剿共班队伍前训话:我知道你们是忠于皇军的,刘双喜破坏纪律,玩忽职守,只是他个人的事,跟你们无关。但是为了提高剿共班的威力,担当更大的责任,需要对你们集中训练几天。对每个人都要整肃思想,甄别审查。表现好的,不仅继续留用,而且提高饷金;不合格的,只要不是反汪抗日分子,准许另寻高就。在整训期间,你们移住到皇军炮楼中来……

日军监督剿共班把伙房后放柴草的仓库腾清,住了进去。这地方与外界完全隔离,谁也不知他们如何被甄别。

杨树林是当过八路军的,把范舍成带回自己队部,给他松了绑,说道:“当着日本人面,我不得不作个样子,回到自己家,用不着这一套了。事是刘双喜干的,再大的罪过也不能算在你身上,皇军那边我替你说情。你先去洗洗脸,换件衣服,回头咱们再细谈。”

范舍成换了衣服,来到杨树林面前再次请罪。杨树林叫他坐下。

“不用说虚的了。你要不受牵连,得把刘双喜的臭事彻底交代。”

“只要是我知道的,我都说。”

“石原昨天要进城这件事,你跟谁说过?”

范舍成惊恐地看了杨树林一眼,低头不语。

杨树林说:“君子一言,你说了我保你无事。”

范舍成说:“我怕说了皇军不饶我。”

杨树林说:“咱们也实行八路军的政策,坦白从宽。你说了在皇军面前我替你担待。”

范舍成拍了大腿说:“我说,我告诉了乡公所的大楞。”

“为什么告诉他?”

“刘班长叫我去问明天谁家有送果子的车,请翻译官搭车进城。我上乡公所去找人打听,只有大楞在睡晌觉,我叫他去找车,找到车早上在南门外等翻译官来了再上路。”

“找车就找车呗,为什么要说替石原找?”

“要不说是翻译官搭车,人家能等吗?”

“找到车你又向石原报告了?”

“不用我,刘班长已经告诉石原,叫他早上到南门,见车就上,只要停在那里就是等他的。”

杨树林点点头:“这是刘双喜叫你干的,没有你的责任。再问你,从石原老婆那里拿老海,刘双喜给过石原钱吗?”

“没有,没有,替石原卖了再给钱,利钱两人分。石原本来不愿意交给他,刘双喜灌醉他,强按着叫他写的条子。”

“你对我只要诚实,我绝不食言。再问你,你带回来的老海交给谁了?”

范舍成说:“交给刘班长了,他就放在箱子里。不信您去看。”

来了两个日军,要押解范舍成归队接受甄别。

范舍成走后,杨树林来到空无一人的剿共班,找到那只箱子,带回了自己住处,嘱咐哨兵不放闲人进来。拿刺刀把箱子打开,箱子里有些新做的军服、便服,有女人的秽物,有“金枪不倒丸”跟“秘戏十八式”春宫图。最底下不仅有那五个装满老海的保险套,还有成捆的联合票,十来件金银首饰。杨树林挑出个戒指,留下些联合票揣进怀里,其余的装好放回原处。并且找纸写了封条贴到刘双喜的箱子上,抱着箱子去了炮楼。

日本伍长就领他往山崎办公室走。经过墙角时,清楚听到屋内用皮鞭打人声和刘双喜的惨叫声。他知道刘双喜没多少天活头了。

山崎破例迎出门来,身后跟着一个穿中国便衣佩戴手枪的日本人。山崎介绍说:“这是林翻译,我从何家寺请来帮忙的。”杨树林对林翻译鞠了一躬。林翻译比石原还客气,微笑着还了礼,用纯正的北京话说:“初来乍到,请队长多多指教。”

杨树林把箱子呈给山崎,报告说:“刘双喜出事我也有渎职之罪,刚才搜查了刘双喜的个人物品,发现这些东西,上交皇军,还请太君给我处罚。”山崎看了看箱内物品,拿出一部分联合票给杨树林说:“你办事很有成绩,这些给你贴补零用。”

杨树林缩回手说:“我干事只是为报太君的知遇之恩,为了大东亚和平。您这赏赐我不敢收,收下来人们会怀疑我侦察刘双喜的动机,会给我今后办事带来困难。”

林翻译翻过去后,山崎认真地想了想,点点头说:“杨君有政治风度,确实不同于那帮粗野人。好吧,这东西你不收,以后我另外奖赏你更有价值的东西。”

杨树林说:“太君的信任,价值最高。”

山崎说:“石原和刘双喜的事要快些了结,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对石原、刘双喜二人你有何看法,谈出来供我参考。”

杨树林说:“有点看法,没有把握。对不对请太君明鉴。”

“不要客气,怎么看就怎么说。”

杨树林指指那五个保险套中的***说:“这东西卖价不会少于三千元。石原不想交给他,刘双喜用酒灌醉,哄他写了手书,从他老婆那里拿到手的。刘双喜没给石原一分钱,石原一死就用不着给了。这就是说,石原死对刘双喜有利无害。”山崎闭着眼听,微微地点头。

杨树林又说:“八路军的布告上说,石原是在进城路上被抓到处死的。显然是埋伏在途中等他,决不是意外碰上的,没有准确情报八路军不会冒险在公路上设埋伏。只有刘双喜一人知道石原要在昨天进城,还有谁能给八路军提供这个情报呢?”

山崎睁开眼问:“刘双喜这情报叫谁送出去?”

“刘双喜借口给石原找便车,把这消息传给了乡公所的大楞,大楞是谁呢?是石原弄死的那个农民的儿子,石原死后,大楞就消失了。所以宋乡长被八路捆绑,没人发现!”

“你认为刘双喜通敌无疑了?”

杨树林笑笑说:“我只提供事实,供太君判断。”

山崎说:“你很谦虚,好了,这事就谈到这里。还有件更重要的事。现在已经开始收麦,如不趁现在征收粮食,他们会把麦子又藏起来,再找就找不到了。完不成上边的交粮任务,你们也没有饭吃。这事只靠区、保长办不成。你想个方案最快地征得新麦,想好后向我报告。”

杨树林临走,山崎又说:“那个年轻人,我要借用几天,甄别剿共班离不开翻译。林先生另有任务。”杨树林说:“能为太君出力,是他的福气。”

杨树林走后,林翻译也进了土围子,来到警备队操场,像掉了什么东西,低着头到处寻找,还拿出放大镜蹲在地上仔细地查看一番。

杨东河满面春风地来拜访杨树林,双手抱拳说:“恭喜恭喜,听说太君把剿共班缴了械,刘双喜被捕。从此您不犯小人了。”

杨树林说:“也就是少受点窝囊气。扳倒了刘双喜我不会忘记本家帮的大忙。”

杨东河说:“有你撑腰,我这边的事也好办点。”

杨树林说:“今后我俩要多多配合。今天山崎传下话来,叫我操办麦季征粮。地方上的事,我不摸门,正要向你请教。”

杨东河说:“据点里几百人要吃喝,咱弟兄也得养家糊口,不就靠一年两季征钱粮吗。不然要我当这区长干鸟?叫人指脊梁骨也好,绝娘骂祖宗也好,这个事是非办不可的。太君那边把数定下来,我就找各乡乡长开会布置。定个限期,不交的武力解决。”

“你看,最大困难在哪里,能有几成把握?”

杨东河吸口烟说:“八路军的策略,您比我熟悉。这地方老百姓受过八路军的教育,只要一开镰,必会组织保卫麦收,护粮抗捐,搞坚壁清野。一句话,善财难舍,得动点真格的!”

杨树林拍拍他的肩膀,笑道:“当家子,今天我才看出来,你是外表老实,心里有数哇。好,咱们得在皇军面前争个信用!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今天刘双喜的下场,不定哪天就轮到咱头上。攒下养老的嚼谷,也好激流勇退!”

十一

尚武和几个武工队员,那晚上确实出了一身白毛汗。日本炮楼朝村**击,估计是小邓出了麻烦。他们没有直接回驻地,绕到村南道沟岔口,想接应邓智广。有两人急急从村中跑来,武工队问:“谁?口令!”对方一个卧倒了,另一个掉头就跑,武工队跳出两人就追。卧倒的一个喊了声“猎户”,追击的人应了句“星座”,原地站住问道:“是小邓吗?”邓智广站起来说:“别废话了,快把那人撵回来!”说着回头叫了一声:“大楞,别跑了,是自家人!”武工队员急道:“你小点声,这么喊暴露目标。”邓智广说:“不喊他就跑回去了。”大楞听到喊声,骂骂咧咧地走回来。

都进了道沟,邓智广才向尚武介绍大楞,并说:“这小子挺有种,一个人就干掉了石原,刚才分配他点工作,他全完成了。宋明通叫我带他来参军。”尚武问宋明通怎样,邓智广说:“没大事,就是得出身汗。”

在路上邓智广汇报执行任务经过。他一边说,武工队员一边笑,尚武心中对他跟宋明通的机智很赞赏,却不外露,一脸严肃神情,不时指出不妥冒险之处。邓智广汇报的内容如下:

邓智广、大楞、宋明通三人商量在什么地方贴布告。宋明通说街上一定要贴。光街上贴威胁不大,要贴到土围子跟前去。邓智广说不行,敌人看到就咱俩人,戏法就露了。宋明通说有办法,把刘双喜吓走,布告贴到他外宅的大门上,不光离着围子近,还给这小子上点眼药。邓智广说,外宅里怕不止他一个人。宋明通说就因为还有别人才想出这主意。邓智广问:“还有谁?”宋明通说:“不用打听,到时候就明白。你跟大楞先在街上贴,贴完迅速到刘双喜外宅附近来找我。”

邓智广贴完布告,留下大楞在街上踩脚印,自己来刘双喜外宅,宋明通跟一个人蹲在墙根小声说话。宋明通拉小邓也蹲下,小邓认出另一个人是范舍成。宋明通说:“舍成子又给出了个刁主意,等他把刘双喜引走之后,我在门口贴布告,你得进屋里一趟。”邓智广问:“我进屋干什么?”宋明通说:“他被窝里有一个女人,你进去跟那女人说两句话,先问她刘双喜上哪儿去了,随后叫她转告刘双喜再不回头,石原的下场就是他的榜样。”邓智广说:“我怕沾上霉气,我贴布告你去说吧。”宋明通说:“我在这当乡长,一张嘴人家就听出是我,明天她要在鬼子面前招出我来,我这二斤半就得搬家。你说完你就走了,没有危险。”这时范舍成插了一句:“那女人还有良心,谁去也没危险。”可是宋明通咬定了不去。邓智广问:“你是不是看见光腚女人老二发硬腿发软,嘴里说不出话来呀?”宋明通说:“对,对,就算我这样行了吧,这任务交给你!”

尚武他们在西北方向打响,范舍成就去砸门,领着刘双喜奔上围子门去了。邓智广进了屋,那女人披着被子在炕沿坐着呢。邓智广板着脸问:“刘双喜呢?”她竟然一笑说:“哟,是邓区长的孙少爷吧?你今早上还在鸡鸣寺,怎么又上这儿来了?”定好的计划全完,邓智广只好改了口气,说:“是翠玉姑娘啊,八路来打据点,你还坐得这么安稳。”翠玉说:“朱强治跟你为难,我还给你解过围呢,八路也讲交情。想干啥你就干啥,我不会坏你的事。”邓智广就说:“既这样,你就索性帮个忙!”如此这般跟翠玉交代一番。翠玉说:“这好办,别的不会,装哭装孬最在行。有的汉奸白玩我不给钱,我有气正没处撒呢。你放心,我比你教的来事!”邓智广受了感动,说:“你也注意保重。”就往外走。翠玉叫住他说:“你带着洋火没有,我想抽根烟,没火了。”邓智广找到宋明通要来洋火,送回给翠玉,这时大楞也赶来,到院里又踩了几脚,这才离去。他们走到西街,炮楼上才把机枪转向村**击,目标并不是对着他们。

还剩下一张布告,宋明通说:“贴在我这乡公所门口。”邓智广说:“贴到这里,鬼子会盘问,贴布告时你在哪里?八路会轻易放过你这乡长吗?”宋明通出主意叫他俩把自己绑起来扔在炕上。可到大楞绑他时,他又骂起来:“狗日的,我这胳膊也是肉长的呀,绑这么狠干啥!”

邓智广说:“苦肉计,苦肉计,不苦还叫计吗?”

第二天鬼子的翻译官被杀,八路军出了布告的新闻就传遍了周围地区。赶集的、卖货的、跟车的、串门的都成了义务宣传员,每个人在谈时都添枝加叶。有说八路军有了能人,会飞檐走壁,把布告贴到据点墙上,墙上的人连点声音都没听见;有的说八路军的大部队从铁路西转回来了,这是开场锣,热闹的还在后头。你想啊,要收麦子了,八路军能不回来保卫麦收,防止资敌吗?

这话也沾边,为了完成“猎户星座”行动,乘胜前进,扩大战果,保卫麦收,征集公粮,拔除据点,上级派来主力部队一个营担任主攻,已经到了马腰坞西北。

尚武命令邓智广每天都赶集,今天马腰坞,明天何家寺,后天凤凰店,凡刘四爷去的地方他都去。今天往据点里带指示,明天从据点收情报。除他之外,别的几个交通员也都忙得马不停蹄。这一行的规矩,不是自己管的事,概不打听。别人干了什么邓智广说不清楚,连范舍成到底是派去卧底的,还是新发展的同志他也不清楚。但他凭直觉嗅到,在马腰坞工作的人既不只这几个,情报来源也不只有他这一处。

杨东河托刘四爷带来的情报中,有两条最被重视。一是日本炮楼放出风来,近日就要枪决刘双喜;二是鬼子叫杨树林加快准备,趁着麦收,下乡抢粮。

防备敌人抢粮早在计划之中,并不意外。意外的是鬼子下了决心要枪毙刘双喜。邓智广说:“这倒省事,石原被大楞出了气,刘双喜又由鬼子代劳,咱们光擎现成的。”

尚武听了这个消息,连着在院里吹了两天口琴。邓智广以为他是高兴的,谁知到第三天,尚武给邓智广任务说:“叫杨东河跟宋明通仔细了解鬼子的真意,我觉得这里头有诈!”

邓智广按他说的传话,但他跟刘四爷私下说:“肥猪拱门也能把人吓着,我看不出这里有诈。”

刘四爷说:“你呀,没开杈的韭菜,还嫩着呢!”

十二

过了两天,山崎下令在伪区部召开征粮会议。由杨东河主持会,杨树林布置征粮计划,警备队、区小队等小汉奸组织参加接受任务。

这些乡长不少都是两面办公,八路来了是村干,日伪面前是顺民。村干是真,顺民是假。杨树林说要征粮,没一个反对。问一亩地能征多少,都说听队长、区长吩咐;等问到什么时候能交来,却个个愁眉苦脸,连个响屁都不放了。杨树林说:“要是你们自己不送,惊动皇军,武装收缴,可就要多事了。”他们说:“皇军亲自出马,收多收少皇军自己在场,我们倒少担责任。我们只有听命,决不敢抗拒。”谈了两天,没法作结论,最后山崎亲临训话了。

山崎说:“你们已经知道,剿共班被缴械了。你们还可能看到刘双喜被绑上法场。谁反抗皇军,决不宽待!现在我命令:整个地区,按每亩地十斤麦子两元现金征收。区公所、乡公所所需办公费用,由你们自己附加。从现在就收缴,一个月内完成。谁上交得早给以奖励。我将随时武装巡查征粮情况!阳奉阴违者定杀不赦,没什么价钱可讲。散会!”

把众人驱散之后,山崎把杨树林、杨东河两人叫进炮楼,秘密通知他们:决定两天之后发动一次夜袭,武装征粮。目标是陈庄据点以东水坞据点以西那五公里方圆内的村庄。参加夜袭的有三部分,皇军部队和警备队打先锋,主要战斗走在最前边,八路军不敢迎战,他们只有逃避。这就为后边的征粮队闪开了路;相隔两华里之后,是第二梯队。由杨区长带领区小队,带好口袋、车辆,专管到村内抢粮、运粮;再后边相距两华里,由杨树林队长带领宪兵工作队作后卫。万一前边发现敌情,及时冲上来接应杨区长的运粮队。车辆只在本乡征用,不说用途,不要赶车人,由区小队的人自己赶车。各部回去加紧准备,要严格保守秘密。

杨东河叫人找来宋明通,明着是向他征车,暗地叫他把消息传给尚武,并且说:“这回鬼子动真的了,你到那边后先别回来,等这场风暴过去,回不回来再看情况决定。你交待个人,在这里替我预备车。”

宋明通叫谁替杨东河找的车已无法查问。只知他连夜跑出马腰坞,天亮前找到了尚武。尚武得到了敌人准确的出动时间和战斗序列,相信胜券在握,乐不可支,叫邓智广安置宋明通住处,自己去找武工队长。白天刚接到通知,上级为支持本地军民保卫麦收,派出主力军一个营到本地支援,已到马腰坞东北禹城县地界。本来约好第二天,两人同去汇报情况,尚武找队长,提前去向主力部队报告。

刚出门时两人都很兴奋,走到半路,尚武冷静下来,思索着说:“同志哥,我觉着有点不对!”武工队长问:“哪点不对?”尚武说:“前天传来鬼子要枪毙刘双喜的情报,我就觉着有诈。哪有要处决谁,事先先放出风的!”武工队长说:“还没有过。”尚武又说:“今天这绝密军事行动,有提前三天宣布的必要吗?”武工队长说:“你一说,我也有点发毛了,保密还来不及的事,为什么提前宣布?”尚武停下脚说:“要不咱先别到主力部队去了,主力部队刚到,咱别就叫鬼子耍了,弄个大红脸。”武工队长也站住脚,想了想又说:“都走出这么远了,再回去也扫兴。来的也是老部队,把情报跟咱俩的分析都告诉他们,一起研究说不定判断更准确!”

尚武也同意继续前去,只是这一路嘴里没再发出“嗵嗵、叭勾叭勾”的仿真射击声。

(此二人到主力部队后谈了些什么,作了什么决定,都找不到提供材料的人。依照后来发生的情况看,大概是决定不管鬼子夜袭计划是真是假,武工队都作战斗准备。)

朱治强被山崎调去帮助甄别剿共班的人后,再没回来过。好在杨树林忙于准备夜袭任务,顾不上再打电话向山崎献殷勤,没翻译也没感到不便。

夜袭这天上午,山崎带着林翻译亲自到参加夜袭的几个部门作了检查,对准备工作表示满意。临行对了下表,下令晚上九点钟全部人马到炮楼前集合。

虽说是一次巡察性的行动,不一定准会遭遇八路军交火,各部都备酒备肉,中饭晚饭连打了两顿牙祭。有点吃倒头饭的劲头。

不到九点,各部就带人来到了炮楼外。区小队的人穿着军装,赶着大车站在圈外。其余的都在靠近炮楼处整队待命。日军在四面放了岗哨。九点钟整,山崎来到队前,大家立正听训。山崎果断地说:“现在出发。不过要改变一下序列。前队改为后队。杨树林队长带着宪兵工作队打先锋,警备队随我作后卫。中间区小队的位置不变。因我得到情报,此地小股敌人有个习惯,常常放过前锋和二梯队,专打后卫部队。这样变动一下,敌人这么做就正碰在硬钉子尖上。如果敌人向前锋部队开火,相距不远,后卫也能赶上去增援,进可以与前卫并肩作战,退可以掩护转移。好,立即出发。杨队长先走,隔二十分钟杨区长走。路上不准抽烟,不准说话,保持肃静!”

杨树林怀疑山崎是有意考验他的忠诚与勇气,二话没说,带着队伍就出发了。

这一天是四月十三,月光很亮。杨树林知道日军和警备队在后边,有恃无恐,上了公路后他就催部队加速步伐。十一点钟左右,到了预定的转弯之处,下了公路沿道沟往东偏南急走,第一站要到张士府。走出二里多地,回头看看,后边的部队尚没到。他派一个兵到后边联络,联络的人传完话还没归队,突然道沟两侧都朝杨树林开起枪来。杨树林以为是碰巧和游击队遭遇,命令边还击边前进。谁知两侧火力越打越猛,迎面也响起枪声。杨树林命令利用道沟地形,进入阵地防守,他想日军和警备队在后边,相距不到五华里,听到枪声会赶来支援。宪兵工作队本来就是些文痞而不是兵痞,平常架架哄哄,不知自己吃几碗干饭,一听枪响就懵头转向,脚不听腿使唤,腿不听心使唤,连枪大栓也拉不开了。说时迟那时快,两侧的八路军步步逼近了。手榴弹雨点般地投进了道沟,道沟里娘呀妈呀的叫成了一片。杨树林回头看看,伪区长杨东河带的区小队刚下公路也遭到了攻击,区小队的人有的回头往公路上逃,有的像没头苍蝇,跳出道沟乱窜,清楚地听到八路军“活捉汉奸杨东河”的喊声。

其实杨树林没看清楚。后边的人中了埋伏不假,但那不是区小队,杨东河也不在里边。

杨树林刚走出马腰坞不远,杨东河要带着区小队出发,山崎把他叫住了:

“杨区长,慢慢的。”

只听得一阵跑步声,从炮楼里列队跑出来了剿共班,枪已经又扛在他们肩上了,领队的还是刘双喜!剿共班跑到山崎面前,原地立正,刘双喜向前跨了一步,敬礼说:“报告,剿共班全员十八名,奉命来到!”

杨东河仔细看去,什么给刘双喜动了大刑呀,就要枪毙呀,都是假话。刘双喜几天大米饭吃得又发胖了,倒是站在他身后的范舍成瘦下去了一圈。范舍成是叫杨树林当着众人面从他的外宅绑走的。他觉得此人可够义气,重新出山,仍然叫他跟班。

山崎很兴奋,破例说了几句中国话:

“尤西。剿共班作二梯队,任务你的明白?”

刘双喜说:“报告,完全明白!”

山崎通过林先生翻译说:“杨区长,你认真做了准备,功劳我会记住。但是今天用不上了,你和区小队在这里留守吧。你们区小队的人,全把军装脱下来借给剿共班穿。”

听到不叫他们去了,区小队的人自然高兴,叫他们脱下衣服,却有点为难。因为有的人连内裤都没有,脱了军装,就露出自然本色了。杨东河见他们迟疑不动,就跑过去亲自指挥着脱衣。一转眼大车旁就都是双手捂着下部,缩着肩膀的**汉子了。刘双喜命令他的部下,各人捡一件伪军军装套在便衣外边。范舍成也跟着来换衣,老天保佑,这地方离队伍远,光线也暗,来到杨东河身边,两人装着在地上捡衣服,急促地交换了几句话。

刘双喜下令立即出发,一边走路一边套上军装。杨东河带着些**汉子回到土围子。惟有警备队的人和日军留在炮楼前待命出发。

连听山崎训话带换衣服,刘双喜的人出发晚了些。他们的任务是监视杨树林,如有倒戈行为就地消灭。可是刚下公路不久,前边就响起了枪声。山崎交代任务就说过:“如果确有谍报把今晚的计划传给八路军,他们一定会奋力攻打前锋部队,因为相信那是皇军和警备队。你不要怕中埋伏,要挤进去盯紧杨树林,听到枪声皇军和警备会马上前来增援的……”

皇军的话果然应验,刘双喜就下令叫他的人赶紧往交火地点冲。这些平日晃着膀子走路的人,真到了要紧关头,却耍熊了。有人说:“等等,等看到后续部队跟上来再往前冲!”有的说:“杨树林要是八路那边的人,他跟八路设好圈套,专等咱钻,咱可要吃啥啥不香了!”只有范舍成咬着他耳朵说:“如果不靠近,皇军将来追问下来可不好交代。”正在犹豫,有一梭子机枪朝他们射了过来,接着就听见八路军在南边不远处喊话:“活捉杨东河!”“缴枪不杀!”剿共班的人全都趴下,急忙还击。这时忽然从杨树林阵地跳出几个人,直朝剿共班方向冲来。有人说:“不好,宪兵队的真跟八路两面夹击咱们了。”范舍成眼尖,朝外边一看就对刘双喜说:“你看,前边那个人是杨树林!”刘双喜一看果然不错,骂了声:“我操他娘,要抄老子的后路。”说着跳上道沟就迎上前去,开枪射击,打死了杨树林身后的人,没打着杨树林。杨树林转而往北跑,刘双喜撒腿就追。

剿共班的人一看刘双喜带着范舍成往北跑了,便一哄而散,逃回公路,想回马腰坞去。

杨树林前边跑着挺快,刘双喜追着不放,范舍成见后边没人,举起枪朝刘双喜脑袋开了一枪。看了下认定刘双喜已死,杨树林已不见踪影,就脱下套着的伪军服,甩开膀子朝他要去的地方去了。

其实杨树林在枪炮声中根本没听到刘双喜的叫声,他根本没想到刘双喜会在这里出现。他以为追他的是八路军。

战斗开始后,杨树林支撑了一阵,听到八路军对区小队也发起冲锋,听到喊话:“活捉杨东河!”杨树林一想不好,后路已经叫八路军封住了。别人缴枪不杀,自己要被抓回去绝没活路。生死关头,顾不得太多,他溜到队伍后边,跳上道沟就往公路方向逃。有人发现队长逃走,尾随其后跟着逃出来。正要跑往公路,突然从暗处跳出人来阻击他们。喊着杨树林的名字朝他们开枪,打死了身后的追随者。杨树林认为是八路军包抄了过来,赶紧转往北边跑。

杨树林有作战经验。能凭枪声判断出死角和空隙。东拐西绕,连窜带跳,用了有半点钟,逃到公路近旁。看到日军和警备队在向交战方向急赶。路边有伪军在放哨,他停住脚喘口气。

公路上的哨兵发现杨树林。厉声问道:“什么人,口令!”杨树林回答:“收麦”,公路上还他句“成功”。随后问:“哪一部分的?”杨树林说:“宪兵队杨队长。”公路上有个声音说:“那就快请上来休息吧,皇军很不放心,等候多时了!”杨树林答应着,边擦汗边往公路上走。公路上果然除了一班警备队外,还有日本伍长带着四个日本兵,并没有山崎的影子。他一上了公路,日本伍长就命令:“哈牙苦,开也里马啸!”警备队把他们几个人夹在中间,就回马腰坞去。路上杨树林问二梯队情况怎样。日本伍长就训斥说:“说话的不要!哈呀苦,哈牙苦!”

看看快到马腰坞村口,来到一片松林遮着的墓地前。墓地边站着有日本哨兵,跟伍长对了两句话。伍长向四个日军喊了句什么,四名日军就把杨树林带进了松林。

尚武和邓智广没有参加路边的伏击,他俩到主力部队协助作战去了。主力部队一个营,由他俩带路潜伏到马腰坞西、北两处。南边打响后他们并没动作。过了约摸一小时,南边枪声稀了,马腰坞据点内却响起密集的枪声。接着又起了火,尚武和邓智广领路,部队从两面冲进村内。冲到土围子前,吊桥已被起义的伪军放下,围子门大开,地上躺着些伪军的尸体。区小队的人不仅穿上了裤子,而且臂上系了白毛巾,在杨东河带领下列队迎接我军。炮楼上的探照灯已被起义人员打烂,但鬼子的机枪、迫击炮打得很密。营长叫邓智广和杨东河带领起义人员回根据地,尚武随部队攻打炮楼。炮楼内大部分日军都增援刘双喜去了。留下的人不多,但火力很强,壕深墙固,攻坚很费了时间。后来组织敢死队,搭梯子爬过护城壕,放下吊桥,部队才攻进去。除两三个伤兵外,俘虏很少,有的阵亡,有的自杀了。山崎并非像电影上那样剖腹,而是上吊死的。林先生是朝自己脑袋上开了一枪。但是没找到杨树林的尸体。

南去增援的日伪军,半路上就碰到败退下来的剿共班和个别逃出来的宪兵队人员,没再追我军,听到马腰坞村传来枪声,看见炮楼上烧起冲天大火,也没敢再回马腰坞,投奔了何家寺据点。

我军攻破马腰坞据点后,日伪军没有再企图夺回,从此这地区又成了根据地。这一年麦收季节,马腰坞附近的老百姓特别忙,除了收麦子还要抢着拆据点。木料、门窗、砖瓦凡是能拉的全拉回家去。那一年盖房的人特别多。

在炮楼中没有找到杨树林。打扫战场时,也没发现杨树林尸体。大家认为可能是混战中叫他逃掉了。报道中说杨树林正在被我追捕中……

杨树林从此失踪了。由此留下许多问号:山崎为何临时改变作战计划?刘双喜为什么被逮捕又被释放?山崎要他监视杨树林什么?等等等等。

鸣锣收兵

1988年我陪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去那个县采访,当地一位干部介绍改革开放成绩。为说明这一政策受到所有中国人拥护,他举了个特殊的例子:有一罪犯,被判有期徒刑多年,劳改中学会养鸡技术。刑满释放后,竟靠养鸡成了富裕的个体企业家。发财后为表示赎罪,为公益事业作了不少贡献,被劳改单位用作教育犯人的活样板。

我问此人叫什么名字,他说叫朱强治。

我找到了这个朱强治。他领我和美国记者看了他的新式养鸡场,看了他得的奖状。在喝茶时,我问起他过去的事,他毫不隐讳,他当过汉奸,因叛国罪劳改数十年。

提到杨树林,他竟提供了不为人知的材料。

他说杨树林被日军带进马腰坞外的松林时,山崎、林先生都坐在一座坟前的石桌上等着他。周围站了一圈日本兵守卫。

山崎看着他冷笑不语,林翻译冷冷地说:“杨队长,辛苦了,这次突袭有功啊。”

杨树林惶恐地说:“我有罪,我有罪。请太君给我赎罪的机会。”

山崎板着脸问道:“对敌方谍报人员,我们从不宽恕!”

杨树林抢前一步央告道:“太君,我战斗不力,愿受惩罚,可我与谍报无关。我相信你不会冤枉我。”

山崎叫林先生翻译,说道:“我对你很佩服。两国交兵总是有胜有负,已经失败了,就不要再演戏。”

杨树林说:“您的话我不明白。”

林翻译笑道:“杨先生,我们都是同行,不要把对方估计过低呀。你作谍报工作很有经验,可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叫朱强治到乡公所给八路军递信息,告诉他们石原进城的时间,为什么不叫他换双鞋?而这双鞋又出现在八路军打埋伏的废窑前,跟八路军的脚印合在一起。你忘了,这地方只有他一人穿‘靴下’。您要嫁祸于刘班长,可以理解,但也做得太急了点。贩卖老海、嫖宿妓女本是小事,你花那么大工夫,就不怕别人怀疑这过分的热心别有所图?刘双喜这样的人八路军不喜欢,而你可是当过抗日大队长哟!”

杨树林强笑着说:“就凭这点就认定我是匪谍?”

山崎听了林的翻译后,点头说道:“当然不能,所以我才提前宣布这次的突袭计划。刘双喜在我手中,他不能跟外界任何人接触。但是八路军还是知道了全部计划。不仅知道行动时间,还知道前锋部队是皇军,他们不惜一切攻击前锋部队。只可惜我临出发才宣布改变部队序列……”

杨树林说:“刘双喜虽不在,参加开会的也不止我一个中国人!”

山崎说:“是的,还有一个杨区长。我宣布他领导二梯队,刚才八路军向二梯队开了火,还高喊活捉杨东河。可是你安然无恙的回来了。”

杨树林有口难辩,急忙跪倒喊道:“太君,我实在冤枉。朱强治是到乡公所取粮食,不是给八路军送情报,你一问就明白了。”

山崎把头一扭,日本兵把朱强治从坟后拖了出来,已经受刑受得没了人样。杨树林一见他就急得跺脚说:“朱强治,你快点跟皇军说实话呀!”朱强治在半昏迷状态中,浑身无一处无伤,疼痛难忍,没有力气争辩,只求早点断气,便无可奈何地说:“招吧,招吧,招了少受点罪……”

乒乒叭叭,马腰坞村内响起了枪声。山崎大惊,命令日军返回炮楼,林翻译掏出枪要朝杨树林开枪。山崎拦住说:“不,在这里打死他,八路军发现尸体,会为他开追悼会,会把他埋进烈士陵园,那就满足了他的愿望。把他带到河边再开枪,打死后扔进河里去,让谁也不知道他的下落。”他们用日语说的,杨树林听不懂。他还以为山崎饶了他,日本兵押走他时,他还轻松地喘了口气。

不知是顾不上还是忘了,他们把朱强治扔在松林里了……

我问朱强治:“你不是被借去当翻译的吗?怎么受起刑来?”

据朱强治说:山崎明说是借他去当翻译,但一到警备队就叫把朱强治扣起来,林翻译管审问,刘双喜负责动刑。林翻译先入为主,根据鞋印认定他先到乡公所送了情报,还到废窑与游击队见过面。朱强治没干过这些事,但是受不住刑,只好顺着林先生的问讯招供。林问:“你上乡公所去干什么?”他说:“去取粮食。”林先生就用烧红的铁条烫他的肚子。林再问:“老实说,是不是找那个大楞送情报?”朱强治马上承认:“对,我是去送情报的。”这样答了林先生就不再打他。照此办法,那边提问,这边迎合,终于拼凑出一份完整的口供:杨树林投降日军是假,为八路军当谍报是真。他奉杨树林之命,与乡公所大楞保持联络,石原是杨树林提供情报害死的……山崎认为查出了杨树林真相,押他到松林里当场对质。

外边以为刘双喜被扣起来了,其实刘双喜在炮楼内享受着优待。跟石原勾结为奸,贩卖毒品,残杀勒索老百姓,这些在山崎眼中都并不值得重视,他关注的是反汪抗日,为八路军作间谍。

本来我还要从他那里了解更多材料。可是索尔兹伯里不耐烦,露出厌恶的神情,几次三番催我走。到了汽车上,我问索尔兹伯里:“你是不是讨厌那个人?”索尔兹伯里说:“不管你们的政策怎么样,在感情上我不能接受变节者的招待。你知道,二次大战中,我是在列宁格勒与俄国人民一起战斗的。你也参加过二战,真不明白,你怎么能跟他谈这么久……”